从六朝故事看道教与佛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异苑》、《述异记》等志怪小说讲述了六朝天师道如何对民间鬼神祭祀进行“伐庙杀鬼”、毁弃“鬼物”的故事,故事背后透露出天师道的教义信息。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佛教却是通过夺取地方俗庙的庙产扩张了佛寺。从故事中我们知道,天师道是通过把地方基层社神纳入道教神谱进行收编,而佛教却对地方社神与社庙进行“伐社”,这两种迥异做法凸显了两种宗教进入地方社会的不同策略。     

直东时期义和团众在乡间的演拳活动

传统武术的表演具有日常实用性。大刀会和神拳是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和神拳起事的地点是直东地区的乡村。大刀会、神拳经常利用请看武戏聚集民众,夸耀武力。直东地区的乡村市场兼有群体性娱乐活动,为游浪武士汇聚提供了场所。晚清的村落庙宇具有团聚同族民众共同祭拜尚武先祖的功能。村落庙宇既有神圣祭祀功能,亦是乡民演示武艺的场域,教民建堂与团众建庙便形成矛盾,而教堂与庙宇的地基就成为义和团和教民冲突的空间性焦点。以乡村演拳和观看武戏为主体性功能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大刀会和神拳武力抗教的特殊场所,传统武术显示其具有巫术意味的实用性的同时,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风俗学的生命力。     

香火庙:诉讼与械斗--以晚清黄冈县个案为例

从庙宇的建立、神灵的选择等方面均可看出香火庙在两湖的家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宗族争夺香火庙的过程中可见,在地域社会中人们为各自利益而争斗不休,从而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     

论神格

论神格陈昌文关键词：神格，种族认同，生活策略一、神格典范既然具有跨时代稳定性的虚幻表象一定是以普遍的社会真实和心理真实作为支撑基底；那么，特殊形象的民族神、也就必定蕴含着该民族普遍的生活真实。由此推论，神格无疑是研究民族性的重要线索——有时甚至是民族...     

周代祭社问题试探

<正> 在周代,社是周人崇拜的重要神祇。祭社是当时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因而考察周代的祭社活动及相关问题,对认识周代社会生活的特点,实属必要。本文就此探讨如下。一、社乃周代社会生活的保护神周代的祭社活动基于社神的神格。社神在周代,已不单是土地自然神,而是人格化的地域保护神。这一特征,明显的表现为它与地域联系的密切。首先,周代凡与国土、地域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要秉告社神。周天子分封诸侯要先     

陕北信仰民俗探析

陕北的庙宇、神堂和窟龛大体上可以分为因神话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杰出的历史人物修建的庙宇、因俗神崇拜建造的庙宇、神堂和神龛和因宗教信仰修建的庙宇与石窟三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陕北庙宇的修复和新建以及一家一户的神堂神龛的不断建造,几乎村村有庙,家家有神。陕北民间信仰的神灵并无严密的体系,也无一个至尊之神,而是一神多能、一庙多神。民间信仰的神灵大体可以分为神仙、妖怪和人鬼三类。毛鬼神信仰、民间祈禳十分盛行。陕北信仰民俗迷信俗信并存但以俗信为主流,突出实用性功利性功能,呈现出原始信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笔谈：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特点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官方、非宗教的下层信仰，李绍强、李修龄试图通过对山东方志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揭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秦海滢认为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虽然明确规定了允许进入正祀、杂祀和淫祀的神。但是，山东各地民众信仰既有在国家规范下的活动，又有自身需要所奉祀的多神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代洪亮以泰山信仰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民间香社与明清山东乡村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香社是重要的乡村社会组织，明清时期山东范围内，以泰山信仰为主体的民间香社组织非常众多，这些香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关系密切。     

主编视野

基督教把人变成神,或者说是把人神格化.在基督教里,神的道德就是人的道德,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形象,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思想就是人的思想.神,对人来说,当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当人陷在世俗语生活中而无法达到神的高度时,就可能会选择干脆放弃对神格的追求,转而心甘情愿地回到人的世俗世界,回到人的精神世界.     

摆手祭:土家族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从象征人类学的"社会结构"范式出发,对土家族摆手祭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土家族摆手祭正是土家族社会结构,特别是土家族三元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摆手祭的三神分别象征着权力、勇猛和财富,三者进而引伸为统治者、士兵和农民三元社会结构;摆手祭仪是土家族社会身份认同与社区结构的仪式化象征表达;摆手变迁实是从性隐喻到政治隐喻的演变过程.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试述乡村庙会的社会功能--以山西北楼口关帝庙为例

乡村庙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民事活动,深深地植根于基层乡村社会中,影响着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乡村庙会又以其特有的活动内容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晋北北楼口村关帝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以此为个案研究,调查庙会对当地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揭示乡村庙会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代山西河津庙会初探

庙会是乡村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认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视点。从庙会的分布、内容、功能等方面对当代山西河津庙会进行考察,从祭祀神灵、参与主体、庙会内容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当代庙会对传统的延续与演变。当代庙会在具有庙会的传统功能以外,由于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李土司宗族的丧葬、祭祀活动述略

李土司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土族土司世家大族，其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宗法思想。考查《西夏李氏世谱》等关于李氏宗族墓、祠堂祭祀方面的记载，其中贯穿了封建宗法文化最基本的孝道思想。然而，作为与一般百姓家族不同的世家大族，其丧葬与祭祀又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节日仪式中的后土信仰与公共秩序——从后土祠农历三月十八传统庙会认识中国古代的春社传统

社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传统,是精神信仰与社会结构的结合。对社神后土的崇拜集中表现为一种年度周期性的公共区域信仰传统——社日。社日尤其是春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习俗与禁忌,民众在社日活动中巩固和强化了稳定的信仰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晋南万荣县庙前村的后土祠农历三月十八传统庙会,由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延续了古代春社的节日传统。通过对后土祠庙会的具体描述和分析,概括了古代春社具有原始性、公共性、宗教性、娱乐性等特点。同时指出古代春社发挥着寄托民众美好理想、规范民众生活、维系乡村公共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帝舜与我国早期文明国家的形成

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即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之前,有一个把植根于氏族民众之中的部落管理机关逐渐蜕变为与民族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的文明国家形成前夜的早期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自帝尧登上华夏部落联盟的最高职位以后,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逐步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帝舜即位以后,华夏部落联盟管理机关从适应掠夺性战争的军事民主制朝组织社会生活和调解部落矛盾诸事宜的职能方向转化,并使之逐步具有了早期文明国家的种种特征。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