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音响世界

"诗富于声"是《诗经》的重要艺术特征.《诗经》音响的形态有自然之声、生活之声、音乐之声;其音响意象由于"比兴"手法而具有怀人、相会、求偶、礼贤、出嫁、归宁等话语蕴藉.《诗经》的繁复音响肇端于西周春秋时代隆盛的礼乐文化和人们表现生命体验时的模仿冲动,其音响赋予了《诗经》绘形绘声的意象美、时空合一的动态美、复沓回环的节奏美.     

从宋代和民国两次废《序》运动看《诗经》学的转型

《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分别是《诗经》学史上两次极其重要的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其运动宗旨以及对新的《诗经》阐释方式的构建影响着《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的形成。废《序》运动推动了《诗经》学的转型。     

文本于经:清人惠周惕经解的文学在场

东吴惠氏是清代学术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汉学家族之一,惠周惕则被认作惠氏家族的奠基人.通过钩沉惠周惕的诗文可以发现,其诗文创作强调"文本于经"的方法、"会通变化"的态度,与之经学考证"以经解经"的手段、"无所专主"的立场,高度一致.他考证《诗经》所作的《诗说》,采用了诸多文学话语,用诗人的文学思维解读《诗经》,显示其构建...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诗经》白话译本的接受意义

在现代《诗经》学体系中,从文学角度分流出来的译本研究尚显不足,而译本作为《诗经》接受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以及自身的发展,因此,《诗经》的翻译需要纳入现代《诗经》学体系,为《诗经》经久流传提供有效的传播媒介。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诗经》处所词研究

《诗经》作为先秦的重要文献,其中包含着很多与当时生活相关的处所词。若对《诗经》中的处所词进行详细统计与分类,把《诗经》中的处所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分,可形成对《诗经》中所处词较为详尽的描写。在归类的基础上对《诗经》中处所词的构成进行分析,包括连绵词、名词词头+名词、方位词+名词和形容词+名词,进而对其句法功能与介词搭配归纳,《诗经》中的处所词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中心语和状语,搭配的介词比较常见的有"于""自""在"。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试探汉乐府民歌的弃妇诗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的弃妇诗,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妇女受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深重压迫。表现了广大妇女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习俗、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反抗。它比《诗经》中的弃妇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并影响着魏晋文人的创作。     

"两棵树"意象的置换变形--《致橡树》原型寻踪

《致橡树》隐含着"两棵树"的原型意象结构。这一意象结构在中国生成于《诗经》、《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妻》等文本中,在西方出现于《圣经》以及斯宾塞、布莱克等人的诗歌中,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并含有"死亡———复活"意蕴;现代作家沈尹默的《月夜》与鲁迅的《秋夜》则赋予其个性独立的观念。舒婷在《致橡树》中最终完成了这一意象结构的置换变形:在意象构成上,用"木棉"与"橡树"置换原来较为模糊的"两棵树",使意象更为具体而富有张力;在象征蕴涵上,舍弃了原有的"死亡———复活"蕴涵,进而综合了中西文本中的爱情蕴涵与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个性独立观念,并赋予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

《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名作,自古以来聚讼纷纭。考察关于其作者及本事的几种观点,"伯奇"说存在着文献上的重大不足和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干问题,"太子之傅"说因缺乏文献支撑及非亲历其事的代言特点而难获认可,至于新出的"弃妇"说,也因举证不力、忽视重要文献及《小弁》中一些关键话语和情节,而形成解读上的若干盲点。从文献、文本、事理、训诂诸层面看,"太子宜臼"说最具说服力,而《小弁》也应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弃子逐臣作品。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尚武精神及其成因

《诗经·秦风》突出地表现出了秦地人的尚武精神，这在《无衣》、《小戎》等诗篇中明显反映出来。秦人的尚武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秦人的祖先就是凭武力崛起，并一步步强大起来的，秦人的重利思想又促成了秦人尚武精神的发扬，周王朝的倡导也是秦人尚武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诗经》中“楚风”阙如探因

《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305篇作品,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写成书。《诗经》中没有"楚风",在《诗经》研究史上几近公论。然而对《诗经》中缺"楚风"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却莫衷一是。深究这些说法,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因此,要想探求出《诗经》中"楚风"缺失的真正原因,就要客观地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诗经》形成期的楚地歌谣、音乐发展情况以及楚周政治、文化关系来着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     

郭沫若与《诗经》

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家.他不仅曾戎马倥偬,啸傲沙场,而且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和鲁迅一样,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四射的无产阶级勇士.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括《诗经》研究领域,他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成果.他研究《诗经》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在这一方法下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可以说,我国现代在《诗经》研究方面有见地的著作,大抵都吸吮过郭老成果的营养.科学地总结郭老的成功经验,对《诗经》研究的后来人,是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