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魏晋风度与犬儒主义的比较及其启示

古希腊犬儒学派与我国魏晋风度均诞生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皆表现出蔑视世俗礼法、轻视物质利益、鄙视现实社会等特点。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环境迥异,他们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及返于自然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对犬儒主义和魏晋风度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魏晋风度的身体表达

魏晋名士以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为人生宗旨,啸歌、裸裎、服药、饮酒等种种身体行为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达形式。如此种种与个体感性价值相关的行为,是自我生命本质的外在流露,是对"宁做我"观念的现实阐释,从而成为了他们的人格标识。     

刘康德的新作——《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

今年年初,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讲师刘康德的专著《魏晋风度与东方人格》。全书20余万字,作者从魏晋风度与自然生态、社会世态及学界状况的关系着手用翔实的史料,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魏晋名士的简隽言语、奇通行为、贵无思想,和清淡玄理、喝酒服药、书法琴艺的世间态度,值得一读。作者还凭藉其扎实的功力和敏锐的思辨,对东方华夏人格的形成历史、基本特征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和细致的剖析,给读者留下回味和思索。刘康德近年来一直从事着以魏晋风度为主要角度的专门研究。已经发表的多篇有关论文,     

魏晋风度与消费时尚

1 我所理解的魏晋风度,是一种洒脱的举止,通脱的性格,超脱的心境,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的胸襟,师心而言、使气而行、苟有自得便我行我素的任诞而真率的作风。本文要强调的是,魏晋风度不仅表现为名士的言行与仪态,而且还表现在名士的消费活动中。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从认识到认同——论中国文人死亡意识的现代转变

运用萨特的"自欺"理论,分析了中国文人对死亡从认识走向认同,从"自欺"走向直面的过程,同时批驳了关于古典文人死亡意识的两种错误观点,进而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死亡意识的建立对于新文学的意义.     

《阅微草堂笔记》中文人的梦幻世界

《阅微草堂笔记》展示了文人丰富的梦幻世界。梦是文人人生追求和高雅情趣的表现:有追求科举与官禄的科名梦,有反映乾嘉学风的学术梦,有思考人生的哲理梦,有神秘灵感的诗歌梦,还有梦寐以求的古董梦。梦也是文人浪漫风流的感情世界的表现:有凄婉惆怅的爱情梦,有人欲放纵的艳遇梦,还有浸染男风的相思梦。梦表现出当时文人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情感世界。     

庾信后期政治抉择中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政治抉择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政治情感方面,既有因为离开故国而痛不欲生的哭诉,同时又主动向北朝统治者示好,为北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处世态度方面,既想隐遁不仕以保全节操,又主动要求做官,长期摇摆于出仕与隐遁之间。庾信后期政治生命中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导源于他的士族人生观。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是庾信一生不变的追求。庾信矛盾的人生观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集中体现了六朝士族阶层在政治道德领域重家轻国的共同价值取向。     

文化视野下的南宋观潮词

钱塘江观潮是典型的宋代都会风俗.南宋时期,观潮从极富地域色彩的习俗,上升为影响一时风尚的文化活动.通过观潮、咏潮等文学创作,观潮从文人的审美对象转化为文人理想的寄托场所,是特定时代下的文人心理的反映.经过词人心灵的过滤,"潮"也从最初单纯景物的刻画、民风民俗的表现,成了词人正气豪情的宣泄,壮志难酬的寄托,发展为词人世界里被赋予多层内涵的意象语言.     

儒道互补于和谐:以《时运》、《游斜川》为例

儒、道美学思想对中国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相互渗透补充,而和谐则是两者互补的焦点。陶渊明慕儒法道,并行不悖,把和谐的理想注入《时运》、《游斜川》之中。透视《时运》可知渊明之志与曾点之志的同一;而《游斜川》则是一首进入人生化境的和谐畅想曲。     

流转在艺术空间的听觉：中国古典“听泉”审美意象及其景观建构

中国古代文人对泉的审美体验经历了从形、色到声响的衍变,“听泉”日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体验方式。听与心灵相联系,“听泉”在古文人的情感投射与不断吟咏中转变为富含闲逸之情的审美意象,并形成“夜间闻泉”与“隔物听泉”两种审美范式。“听泉”由诗歌蔓延至绘画与园林,在诗歌、绘画与园林艺术空间不断流转往复,完成诗意景观的审美建构,成为文人追求闲情逸趣与诗意生活的美学符号。“听泉”意象的形成及其休闲审美内涵,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听觉审美情趣,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听觉审美文化。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审美观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她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     

战争人生的心灵体验

对于民族记忆而言,战时中国文学留摄下的心灵体验、生命体悟,包含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遭受到的侵略战争的全部回答。无论是战争初期"放逐"、漂泊中"远行者"等形象的塑造,还是战争相持阶段的"怀旧",都表明作家们的感悟超越着战事,而寄寓着对民族长远建设、根本命运的思考。而战时中国文学暴露讽刺的多元形态、哲思的不同取向,也都表明作家的战争人生体悟从民族战争本位向战争本位的转化,呈现出超越具体战争对峙,求索于人类自救和民族自立的内在层面。正是这些战争人生的心灵体验,构成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博大、独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