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在引介和传播诠释学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联想性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的丰厚资源能否得到开发和利用?如何把西方的诠释学和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表达结合起来?能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系统?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路向和方式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悄然展开.本文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理路和当代境况入手,分析了中西"诠释"观念和系统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复杂化.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经典:在问和答的结构之中

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分析和徐复观诠释先秦经典的个案研究 ,从诠释学的角度回答经典是什么的问题 :经典是解释者与被解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 ;经典为解释者所塑造和定位 ;经典集问题与回答于一体 ;经典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对话之网上的纽结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

先秦哲学家孟子在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中,围绕着"言"(文本)、"人"(作者)、"境"(语境)诸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创造过程的倒转"、"对话"、"作者语境还原"和"实践智慧"等理念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的早期萌芽之一.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我国科学诠释学的兴起

科学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起源于西方，是科学哲学和诠释学共同催生的产物。我国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它的产生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诠释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解释学”--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

施特劳斯并没有一套普遍的解释学理论，但有细致精巧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预设了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永恒根本问题的整全的存在。经典文本是对整全的模仿，对文本的解释就是一个通往整全的起点，解释的过程就是在与被解释者交往对话的过程中追问这个根本的问题，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共同向整全开放。因此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实践，解释并非仅仅是达到理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解释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解释的过程就是哲学化的过程。像施特劳斯那样读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被看成是在践行哲人的生活方式。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间

早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17、18世纪),西方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不是等到施莱尔马赫出现以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集中体现在丹豪尔的普遍解释学、克拉登尼乌斯的教育解释学、迈耶尔的符号解释学以及宗教的系统内的虔信派的情感和应用的解释学。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