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精神及其时代价值探究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寨人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苦干实干。在战天斗地中大寨不仅被中央立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且还孕育出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大寨精神。回顾、审视大寨精神,思过去,其曾激荡起中国人心中战胜困难的豪情。看今天,它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其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自力更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     

技术的社会嵌入: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制研究——基于W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电商”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按照主营产品的不同，当前淘宝村可以划分为农产品淘宝村和工业品淘宝村，二者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本文基于W村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农产品淘宝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农产品淘宝村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层技术社会嵌入的影响：商品化的产业嵌入、规范性的伦理嵌入和权力性的政治嵌入。因此，为培育新的农产品淘宝村，需要挖掘村庄产业价值、整合村域文化和经济资源，并加强完善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逻辑表征——以甘肃省W村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以合作社为依托的集体经济,而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涵盖了发展决策主导化、发展过程本地化以及发展收益普惠化。以甘肃省W村发展的个案经验为例,着重分析村庄精英和政府行为在置于熟人场域下对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实践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是村庄精英和政府行为的双重运作有助于资源重构、主体意识增强和地方认同;二是集体经济作用形式的交替演变可以有效缓解由村内成员高度异质性造成的发展难题,进而增强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柔韧性;三是以产业主导的实体经济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有机载体,有助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和重塑村庄产业形态。     

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重庆市G村的调查

村庄衰落具备多维表现。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包括：(1)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村庄发展主体虚置;(2)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加剧了村庄衰落的步伐;(3)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城乡同步发展;(4)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致使村级政府无力扭转村庄凋敝;(5)农村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阻碍了农业生产资源在村庄的优化配置。村庄衰落使农村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反过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向外迁离频率,进一步加剧村庄衰落进程。基于重庆市 G 村的案例调查发现：村庄衰落使土地耕作更加粗放,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经营主体缺失致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村级基层组织的去功能化致使其组织、动员与激励能力下降;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乏力使农户创业与投资缺乏条件支撑;不断劣化的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使非农产业发展遇阻,村庄逐渐步入恶性循环发展轨道。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研究 ———以昔阳大寨村为例

文章从分配制度、收入水平、收支平衡状况、消费结构和营养结构,对集体化时期的典型村庄——大寨的生活水平进行考察,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的大寨收入高,但生活水平仍处于低级生存性消费水平。大寨的高收入、低消费既是大寨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现代农业要素的引入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反映,也是集体化时期的高积累低消费分配制度、农业生产成本过高、人口增长率过高和＂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革命思想教育的结果。文章认为大寨的低生活水平具有典型性,意味着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必然性。     

资本禀赋、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９８５份农户调研数据,构建 Poisson模型,阐释资本禀赋、村庄归 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能有效推动农户 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具体来说,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与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 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促进了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 为的发生,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 的认同感与对村庄的依恋程度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村庄归属感在 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 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强.基于此,从综合提升资本禀赋水平与强 化村庄归属感两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教育必须学大寨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日益深入人心、日益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而且迅猛向前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学大寨,教育革命如何跟上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步伐,这是当前摆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东风吹进了我校。在即将投入到这场热火朝天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的时刻,我们学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精神,结合教育革命的实践,围绕着大寨经验和教育革命的关系,认真讨论了教育为什么要学大寨,怎样才能把大寨经验学到手,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搞清楚了这些问题。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虎头山下永不磨灭的记忆——访大寨村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任宋立英

大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字,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以陈永贵、郭凤莲、贾进财、宋立英为代表的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大寨人民以其特有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使大寨精神享誉全国。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走进大寨,走近大寨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宋立英老人,共同感受大寨精神,感受大寨的过去与现在……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村非农活动、农民创业与农村经济变迁——基于1992-2007年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的耦合性,结果表明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创业活动长期处于活力不足的状态,即农村的创业型农民短缺,不能适应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需求.另外,研究表明,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对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有持久的拉动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非农活动与农民创业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村庄失活与乡村振兴挑战

将村庄视作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整体，拥有“活力”意味着村庄拥有生机和内生动力，“失活”即村庄失去活力的过程及由此产生的状态。本文基于5省10村的调研发现，当前一部分村庄正呈现出活力不足或“失活”样态，由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乡村社会整体性变迁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村庄“失活”将使全方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研究认为，应基于村庄失活的多重表征，把握老龄化村庄所拥有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愿景，以及老年群体所面临的生产生活难题，由此探索适应性的乡村振兴路径。     

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

乡村精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村治制度的切入点,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乡村精英的探讨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讨论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以村庄记忆为参照物,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庄记忆这一现代化产物的变迁中行动的策略问题,以精英的行动策略为对象分析和反思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是如何在农村社会中得到反映和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