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工荒”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研究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目前的"用工荒"现象也折射出了我国人口红利新的发展情况。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我国"用工荒"所折射出的人口红利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对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研究。     

中国人口新常态与新型人口红利研究

进入21世纪1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发生了结构性与趋势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等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新常态.在人口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曾经以充足劳动力和较低抚养比为主导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主导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对当前新型人口红利的开发与利用可成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机制.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南通市人口结构演变与产业转型研究

正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持续进行,尤其是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强力干预下,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的问题。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老龄化的问题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中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迁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结构变迁效应进行研究和阐释。文章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实证检验了2000-2016年间中国省际旅游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结构红利假说"角度阐释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2000-2016年我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效应。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结构红利"和"结构负利"并存,需要进一步提升"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中国旅游业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潜力。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