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苏诗林子仁注

作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苏轼诗注释者林子仁以诗人的眼光对苏诗的活用典故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分析,总结了苏诗的一些创作特征:苏轼用典有暗用、借用、合用、展用、化用等方法,在前人语意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富于变化.林子仁作为一位重要诗人,亦不忽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针对苏轼好发议论的特点,详细深入地考证、补充了苏诗所涉及的时事.此外,林子仁对赵次公、李厚等旧注中的错误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林子仁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特色——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宋代诗歌注释的特色之一是"以才学为注",突出体现了宋代注家"才学"的特质,"才学"除了博学多识,还要对诗歌有敏锐的感受力,对创作规律有内行的把握,有无诗才也是使注释能否尽量接近诗人原意、妥帖精到地阐释诗意的重要因素。以《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简称苏诗百家注)为例可见,"以才学为注"的阐释除了继承前代比兴说诗、注释典故的方式外,还注重对典故用法的详尽分类与分析,更注重对诗人创作原意的挖掘、对诗歌深意的探寻以及对诗句妙处的感受与捕捉。从阐释学原理来看,"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倾向能尽力保证注家与诗人的"潜在的统一"。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耳目所接,皆成佳咏——苏轼嘉祐四年江行诗探胜

宋真宗嘉祐四年苏轼(1059年)自蜀返京之际,舟行长江,作诗40余首,展现了长江沿线的山川景致、文物古迹、风土民情,集中反映了苏轼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气质,体现了苏轼与众不同的的历史观、生命观和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展示了苏轼天才的创造力、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积淀。     

苏轼词风“豪放”说置疑

在古典文学评论中 ,一般认为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迥然相异的“豪放派”词风。本文认为苏轼词风既没有李白诗风飘逸豪放的境界 ,也没有赶上辛弃疾词风英雄般的豪放气势。苏词大部分作品蕴籍出来的风格是悲壮 ,一种儒士的悲壮 ,一种近乎末路英雄的悲壮。     

苏轼绘画艺术管窥

与理论方面的建树相应，苏轼在文人绘画的实践方面同样具有突出的贡献。文 人画成熟阶段基本的美学追求以及一些代表性的特征，在苏轼的绘画作品中已经得到比较明 显的展示。     

宋人所撰苏轼年谱研究

现存苏轼年谱有三种 ,施谱较为详明 ,又专设时事、出处两栏 ,将人物活动置于广阔的历史环境里 ,是为创例。傅谱、王谱长于考索人物仕履与诗歌系年 ,但对谱主的交游、唱和等情况缺乏研究 ,不能反映当时文坛的风气     

生不同归死同穴 ——论王闰之在苏轼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弗、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曾为她们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王闰之则遭受相对的冷遇,但这只是研究者或接受者的感情倾向,而非苏轼的感情倾向。从生活的时间、诗文统计以及哀悼、祭祀文字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王闰之在苏轼婚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苏词与姜、张词禅意清境比较

从苏(轼)词到姜(夔)、张(炎)词贯串着一条主线,即对清境的追求,这种清境的形成受到禅宗较大影响。清境是禅境的一种,禅意是清境的来源之一,禅意与清境的有机交融即形成禅意清境,这种禅意清境在词作中多有表现。姜、张词的禅意清境有继承苏词的一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具体来看,表现在四个方面:1.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姜、张词多泛化的禅宗审美符号;2.苏词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姜、张词重自然山水之清幽;3.苏词重精神意度之清,姜、张词重形态外貌之清;4.苏词乃阔大超迈之清,姜、张词乃细微精巧之清。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