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左传》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左传》《左传》亦称为《春秋氏传》、《左氏传》。为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约２０万字，传春秋时鲁国史学家左丘明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是刘歆改编，近人则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传文起自鲁隐公元前（公元前７２２年）止于鲁悼公四年（...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左传》编年体结构的叙事优势及其影响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采用了《春秋》创立的编年体结构 ,其可贵之处为在继承的基础上富有巨大创造性 ,结构更为完整 ,线索更为清晰。因此《左传》是自成体系的详尽而周密的编年体史书 ,对后世叙事性作品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论毛奇龄对《春秋》经文的考订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互有异同,毛奇龄所著《春秋简书刊误》以《左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为依据,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文字不同之处做出了考正,订正了《公羊》《谷梁》所记载《春秋》经文不少失误之处。毛奇龄使用的考据学方法在《春秋》经传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论《左传》的外交辞令

《春秋左氏》,堪称“三传”之“雄霸”,“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它被奉为儒家经典,沾溉后人,流惠深远。它亦史亦文,反映了春秋时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与《战国策》一起成为先秦史家之文的两座高峰。而《左传》的外交辞令尤其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它不仅表现出春秋外交人员的精神风貌,而且语言美妙传神,为《左传》增益光彩。探究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对《左传》的全面研究。     

《春秋左氏传》引《诗》考略

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在叙述、议论、阐述事理、论证与论辩的过程中,引证了许多《诗》中的句了。有的是直录原诗;有的则是取其头续其尾;有的则颠倒了《诗》句的次序,更换《诗》的字词。了解,研究《左传》引《诗》情况,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左传》思想与《诗》的社会影响与价值是有所裨益的。在中国诸古典文献中,没有一部著作象《左传》引《诗》如此之多。引证《诗》中句子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杜预乱《左传》说辨正

经学史上持续近二千年之久的“今、古文学”之争中,《左传》是争议最激烈的一部作品。两汉经师学者们对《左传》的争辩集中在该书性质问题上,即《左氏》传不传《春秋》?当不当立之学官?唐、宋以降,这场论争的焦点便逐渐转移到《左传》本身的真伪方面,即它是一部出之左丘明之手的先秦典籍,还是由后人编纂成书、或被后人窜乱、改造过的膺品?自西汉末年以来,今、古文经学两派对《左传》诸问题的争论,皆集矢于著名学者刘歆,而对继刘歆之后另一位有影响的《左传》学者晋人杜预是否变乱过《左传》一事,鲜有议及。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