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浅谈基督教在近代广东的医疗慈善事业

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有较大的发展规模。它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利用行医以传教是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近代西方社会变迁为教会医疗事业在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同时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现实又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     

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女子医学教育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藉医传教",在华创办了医疗卫生事业。因女性医务人员缺乏,教会开办女子医学教育。其最先以师授徒、医院附设学校的方式进行。20世纪初,教会女子医学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民国初年至2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后,教会医学院纷纷向中国当局立案注册,教会医学教育向专业化和本土化进一步发展。     

从昭通到石门坎——柏格理传教重心转移原因评析

昭通和石门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先后的两个主要活动地区.以1905年为界,该会的传教重心既在两地之间发生了转移,也在汉苗两族间发生了转移.而由柏格理主持的这次转移既为教会传教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同时,其意义也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带有对西南苗族文化启蒙的色彩.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和梳理,无疑对于我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照作用.     

民国时期东北教会教育权回收始末——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东北地区兴学传教,侵犯教育主权。东北当局从民国初年即逐渐采取措施,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管理,于20世纪20年代初步完成了对教会教育权的回收。     

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

20世纪90年代,韩国教会异军突起,引起世界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来自韩国教会的传教使命感,富有成效的宣教策略,扩大教会自身竞争力的考虑,也源于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还受益于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凭借这些条件,韩国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传教大国.在输出宗教文化的同时,提升了国家影响力.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北洋政府时期,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依然享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北洋政府不得不对教会医疗事业实行保护政策.出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北洋政府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利用.与此同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北洋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法规时,对教会医疗事业也采取了一定的限制和管理政策.上述政策表明北洋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特殊性的反映.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从循道培德会观民国佛山基督教的本色化

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佛山立足并发展。进入20世纪,受到基督教界社会改良思潮以及新文化运动等思想的影响,佛山循道培德会得以成立。此会虽隶属于基督教循道会,但却以融通中西、改良社会为己任,通过开办学校、创办刊物、提供娱乐等形式向广大佛山民众传播现代文明。培德会的发展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佛山近代化的重要推手。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科技类专业设置演变(1901—1936)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传教士办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三级教育体系,在近代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之外形成。16所教会大学中的14所,是从教会中学发展而来的。除了少数几所医科大学外,普通教会大学的学位课程一般是文科,但这个文科的定义与现在的不一样,理科也包含于文科中。后来课程增多,程度提高,文理分开组成系,20年代末设立文理学院。教会大学的学科多设文理科及医科,很少开设工科。后期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与影响,为了适应国人的需求,少数学校开设了工科专业。农科是个例外,因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就有服务农村的思想,当时国内大学中农学质量水平最高的是教会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农科。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绩,同样令人瞩目。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接触、碰撞和冲突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早先都是外来宗教,两者在历史上又颇有渊源。它们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在元代,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有了接触,这可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作品中发现蛛丝马迹。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了碰撞,这可从一些伊斯兰汉文译著中看到端倪,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伊斯兰教著名学者王岱舆、马德新的作品中有了明显的反映。     

20世纪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本土探索

20世纪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建、停滞、重建、成形和发展五个阶段,中国学者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学科群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文章在对20世纪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明确学科的分类、加强学科的自身建设和提高学科的学术品位.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史之研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西方全球史观及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范式的构建

自黑格尔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概念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谱系:一个是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史学理论基础上开创、并由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另一个是以巴勒克拉夫等人在批判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基础上开创、并由沃勒斯坦等人发展的全球史观。这两个谱系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均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应当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全球史观的理论成果,不断实现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20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

江苏与红学结有不解之缘。在旧红学时期，江苏的红学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２０世纪之后，江苏红学经历了三个时期，在最后的２０多年里突飞猛进，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在全国红学界已举足轻重。本文概述了２０世纪江苏红学研究的发展，论述了江苏红学研究的特点，并对新世纪的江苏红学研究提出了三点意见。     

基督教对韩国各社会领域的影响

自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在短短两百年的时间里,韩国由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发展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主要传教国家。而今年初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质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对韩国基督教迅猛发展与韩国基督教会多年来步履匆忙的宣教行动的关注。究其原因,这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论基督教在埃及迅速传播的原因

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地区，诞生后不久便开始传入埃及，并很快发展起来。埃及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契合是基督教顺利传播的思想前提，而埃及大量犹太社团的存在也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加之基督教的普世思想迎合了当时埃及的民族情结，这使基督教在埃及传播并迅速发展成为可能。此外，“神圣家庭”的传说也加强了埃及作为基督教圣地的自豪感。     

试论哥萨克史学在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哥萨克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自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不断加强和深入。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研究的成果,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之初,中国学者以翻译关于哥萨克的著作、文献资料为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中以学术论文为主;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不够系统、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

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的一致性,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发出的精神渴望.一方面人与上帝成为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基督教试图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平台和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另一个方面文学领域强调的主客平衡的新思维及其实践活动.这二者共同规定了西方文学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