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闲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     

历史中的两个陶渊明

“陶渊明”之称有两个含义，一是历史上的陶渊明，另一个是真实的陶渊明。真实的陶渊明具有二元对立的人格结构，他在文化人格和世俗人格的左右下，对人生、名声和仕途有着矛盾的观点，这缘于陶渊明性格上的的克制性。从他对酒、对琴和贫困的自述中可以得知他在为人上有一定的虚伪性。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两种模式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基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时充满了伤感、哀怨乃至悲愤;有时又表现得超脱而豁达,情绪愉悦而舒朗。这固然主要是决定于他人格上的矛盾性,理智、意志、情感之间的交战使其情绪时有波动。但是,前代诗人既定创作模式对其情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下面,我们从这一角度分析一下陶渊明诗歌中的情感基调。     

洒脱中的圆融，平和中的叛逆——陶渊明人格之我见

在陶渊明的身上有着人生真谛的统一.他的性格是多样的:对于自己的人生信念他执着追求,但在黑暗现实中他又潇洒地放弃;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他又能圆融地化为统一;他有着平和的个性,但其中又有着叛逆的因子.     

论陶渊明的归隐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的归隐一方面有他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客观现实对他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陶渊明最终的归隐给其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作品由最初的渴望建功立业转向“近自然”,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论陶渊明诗中的鸟意象

陶渊明原本有着济世的豪情壮志,志入仕途是实现其志向的一条途径。但仕途生涯使他深刻认识到,置身于官场所需的虚饰矫励有悖于他所崇尚的自然率真的人生志趣,又因陶渊明一生对自然田园深怀热爱之情,他最终走上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他的诗多以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思想转换以鸟意象传达。保持洁身守志的精神品格,实现其超然自得的人生理想。     

苍天负我 我负苍天——论元曲家乔吉的心态与创作

乔吉是元后期重要的曲家。他的心态与创作在元人中具有代表性。他的生平和绝大多数元曲家一样 ,有许多不详 ,但其创作与心态关系密切 ,可以互证。元曲家乔吉的玩世心态是他在无奈中求乐的人生选择 ,有时很超脱 ,有时也很苦闷 ,俱反映在作品中     

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

笔者曾提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古代绘画中大量关于陶渊明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论断。现存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取材于他的作品；第二类取材于他的遗闻轶事；第三类是陶渊明的肖像画。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绘画，可以看到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进而探讨陶渊明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体现的人生追求和美学理想，以及陶渊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论陶渊明性情及对诗文的影响

陶渊明是复杂的，否则不可能造成其诗歌之丰富与深厚。但陶渊明基本性情却是风流飘逸的，多情敏感的。即使于矛盾痛苦中，也常露其本性。所以施德操论云：“人见陶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赖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但他“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①是说陶渊明只要一有机会便意驰神往的飘飘然了。鲁迅先生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塔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多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③这里提示给我们两个问题：一是陶渊明先生一直以飘逸的形象活现在后人心目中的；一是鲁迅…     

潘岳: 在超脱与沉沦之间

西晋诗人潘岳的一生在魏晋时期很有代表意义。他的诗文，特别是悼亡之词极具魅力，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对功名的热衷，却往往为后世所鄙视。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     

苍天负我 我负苍天--论元曲家乔吉的心态与创作

乔吉是元后期重要的曲家.他的心态与创作在元人中具有代表性.他的生平和绝大多数元曲家一样,有许多不详,但其创作与心态关系密切,可以互证.元曲家乔吉的玩世心态是他在无奈中求乐的人生选择,有时很超脱,有时也很苦闷,俱反映在作品中.     

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

晋代诗人陶渊明生活在佛教、道教炽盛的两晋时代,他的思想主流是抵制道教的,但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以及他思想的产物-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陶渊明对道教的看法是矛盾的:既向往又拒绝。他对道教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十分向往,但是他又非常清楚地看到道教长生久视说法的虚妄,这种矛盾性在其作品里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人间情怀与天人呼吸——论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在常年的疾病和亲人的死亡挣扎和领悟中的结果，他对生命热爱而又超脱、看似离世却又总依于人间的情怀，使他在俗世的空气中作着天人的呼吸，体悟着生命的真谛，这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完美融合，我们可以在他所表露出来的对“新”和“夕”这两个相悖的词语的喜爱中体察出来。     

论晚唐曹邺效陶诗

晚唐诗人曹邺在诗歌意象、体裁选择和思想情趣等方面效仿陶渊明,其诗形成了"高古奥逸"的风格,在历代效陶诗中颇引入注目.分析其原因,首先,是曹邺个人对陶诗的主观选择;其次,他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社会背景;第三,他与陶渊明的思想皆杂糅儒、道,能够产生共鸣.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陶渊明戏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陶渊明被写入戏剧最早在南宋,几乎与戏剧的兴起同步。元代涉及陶渊明的戏至少有尚仲贤、王子一等人的五种,隐士陶渊明及其所创造的桃源开始以戏剧舞台的形象亮相。明代敷衍与陶相关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其中的陶渊明形象在傲节自守外又略显高逸空幻。清人关于陶渊明的戏剧至少有十一种,尤侗《桃花源》等戏剧凸显了陶渊明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陶渊明进入戏剧首先显示了传统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不可避免的融合趋势;戏剧中所塑造的高洁自守的陶渊明形象是传统文化理想的一种审美投射,是知识阶层灵魂净化的形象诉求;桃源题材的陶渊明戏既是个人渴望超脱现实束缚的梦幻,也是民族迈向理想的心理动力;如果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陶渊明戏必将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陶渊明论

到了七世纪末已经分别有了四部陶渊明传,尽管这四部传记并非是毫无联系的.这些传记非常简单,根据较近的观点来看,这些传记中几乎没有什么精确和真实的材料,当然也就很难称得上是“传记”.它们原打算成为陶渊明一生的记录。但陶渊明在他所处的时代的政治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对这些传记的作者们来说他的一生便缺乏显著的材料;因为根据大家公认的对传记概念的理解,传记应当力求以政治事件为线索来写一个人。陶渊明主要是一位诗人和作家,关于他的一部文学     

和谐后的不和谐--论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

陶渊明是一位公认的情操高尚的隐士 ,人们多认为他在归隐时的生活是和谐的。实际上 ,壮志未酬一直是他的遗憾。同时 ,士大夫的他也未能真正与周围的农村、农民还有劳动生活融合起来。本文即是力图发掘陶渊明看似和谐的归隐生活后的不和谐 ,由此发现陶渊明诗中的矛盾的原因 ,并进而更深层地认识一个本来的陶渊明     

悲剧人生中的解脱

汉末以来的士大夫们，不论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还是阮籍和陶渊明，其对人生短暂无常的悲剧性的理解均无二致，然而因其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差异，他们所采取的解脱之法却各有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强调及时行乐，流于感官的刺激和满足；阮籍偏重于求取精神的麻醉和解脱，求取短暂生命的保存以及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而陶渊明则着眼于人生的审美化和情趣化，以诗意的眼光改变对于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给自己绘出一个与现实给定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将其作为短暂飘忽的个体生命所能切实把握的灵魂归依之地。这是对于人生悲剧性的一种极高智慧的超脱，也是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论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

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以熙宁九年（1076）退居金陵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陶渊明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典范而被王安石接受的，后期王安石则与陶渊明融为一体，无论在居住环境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极力追步渊明，难分主客。学陶诗、用陶文是王安石接受陶渊明的重要方面，在遣词造句、意境营造、乃至诗歌风格等方面，王安石都对陶渊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习和取用。王安石注意对“武陵源”这一意象的接受，他在“武陵源”中获得的快乐不仅仅缘于对自然的亲近，及退居后轻松的心态，也有着对现实的憧憬与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