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译诗与诗艺

诗歌翻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译例,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诗歌翻译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说明,译诗要“文质相称”,翻译时要做必要熔裁而又要忠实于原作。要想提高译诗水平,译者就需不断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     

“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关于美国诗人洛厄尔的《模拟集》

作为一种强调创造力、认为译者可以适度“重写”的诗歌翻译类型,“仿译”自庞德以来在美国诗歌翻译史中就争论不休,但其许多成功的实例(如庞德本人的《华夏集》和后继者肯尼思·雷克思罗斯等人的一些译作)对美国诗歌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重大影响,“仿译”在美国已形成一种传统.从“仿译”的又一次实践,即广受争议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的《模拟集》入手,可具体分析《模拟集》如何对欧洲经典诗歌进行“模拟”(“仿译”或“重写”),考察玛乔丽·G·佩罗夫、伯顿·拉弗尔、约翰·西蒙和本·贝利特等翻译批评家对《模拟集》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洛厄尔的“Imitations”不管效果如何,他把诗歌的音调、灵魂和活力放在首位的态度,是值得我们看重的.而“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更需译者的识见、才能和“运气”的翻译模式,有时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文本——这也是我们应当承认的,应当对它采取开明而审慎的态度.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叠”出的美——浅析许渊冲对宋词中叠字的翻译

许渊冲教授在《中国古诗词六百首》中对宋词叠字的翻译处理方法与安德烈·勒菲弗提到的诗歌翻译“七法论”（音律法、直译法、韵律法、诗词散译法、同韵法、无韵法、意译法）不谋而合。与很多译者孤立使用某一种诗歌翻译法不同,他混合应用了以上“七法”,在使用解释、缩译、略译等手段来意译一些诗歌的同时渗透了诗歌所暗藏的文化底蕴,回应了安德烈·勒菲弗和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必须“转向文化”的呼吁。     

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诗歌翻译有无定法？

诗歌翻译没有定法。从诗歌的本质与诗歌翻译的深层矛盾上看,黄杲炘先生提出的“三兼顾”译诗法理论上缺乏根据,实践上难以令人信服。     

“化境”与中诗英译散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翻译讨论的焦点之一,由此产生过不少诗歌翻译理论。论文结合钱钟书"化境"论圆览中和的翻译思想,分析人类思维的"普遍核心"意识与诗歌可译性的内在联系,通过比较中外译者英译汉诗的策略和技巧,探讨汉诗英译时诗歌意象的传递和共享的途径。     

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格律诗音韵的翻译处理

中外译界对于诗歌翻译的“音美”与“义美”争论激烈。本文从翻译的目的入手,讨论了汉语格律诗英译时音韵的处理方法,简述了保留原诗音韵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辩证法阐释——以《聊斋志异》英译为例

中国典籍英译应该采取“归化”翻译策略,还是“异化”翻译策略,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此问题.《聊斋志异》英译历史告诉我们: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的使用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动;典籍英译中“归化”和“异化”不是处于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而是保持着动态的统一关系.     

"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

“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通过“异”之概念的界定,可展示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揭示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翻译活动中,面对“异”与“同”之间的矛盾,文化立场的表达、翻译文本的文化重构和“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取舍构成了翻译主体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译与不译之间:诗歌翻译浅谈

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 ,以“功能对等”原则为理论基础 ,提出“译诗为诗”的原则。诗歌翻译是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进行选择和取舍 ,即在内容和形式上 ,以语言、文化为标准进行取舍 ,以求达到原诗和译诗的平衡和对等。译诗以原诗为依据 ,但并不等同于原诗。因此 ,诗歌翻译是在译与不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最恰当地传达原诗的意旨。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秉异归之衡，传唐诗神韵

在诗歌翻译中如何使用异化和归化译法向来是翻译界的争议之一。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相辅相成的。本文拟从西方修辞学中的目标读者视角出发,探讨唐诗英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为不同的读者群架构起一座跨越诗歌文化鸿沟的桥梁。     

秉异归之衡，传唐诗神韵

在诗歌翻译中如何使用异化和归化译法向来是翻译界的争议之一。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相辅相成的。本文拟从西方修辞学中的目标读者视角出发,探讨唐诗英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为不同的读者群架构起一座跨越诗歌文化鸿沟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