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与词关系新论——与岳珍女士商榷

今人多从音乐角度论定词源于隋唐燕乐。因燕乐受胡乐的影响,故可推出“胡乐入华而词生”的说法。李昌集先生认为“词体的发生,乃是唐代民间歌曲和语言双双发展的水到渠成。”岳珍女士赞同“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说法,认为李文的新说是对“隋唐燕乐”的理解有误差。虽然燕乐中的胡乐对词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但词的音乐来源多是多元的,而“倚声填词”的方法则很古老,词的源头应包括当是六朝的梁陈新曲。     

南北音乐文学体系的对立融合与词的起源

词作为音乐文学,受隋唐时期新音乐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到隋唐之际,逐渐形成三种主要音阶,下徵音阶主要在南方音乐中使用,北方较多使用清商音阶,三种音阶并用于俗乐"二十八调".唐以前南北文学存在明显差异,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也同样存在南北差异.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促成了填词风气的兴盛.词在初起时,存在着南北两大体系对立的倾向,在对立与融合中,词体的发展由受宫廷音乐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以南方色彩为主要特征.     

论敦煌曲子戏

敦煌曲子戏融合了乐府、诗、词和曲的艺术特点。其乐以隋唐燕乐为主,其辞则以杂言体为主,舞台表演则是代言体的演唱。曲子戏既是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外来音乐相互碰撞、激荡的产物,也兼收唐代各体音乐文学之长。敦煌曲子戏的艺术表演不仅昭示了戏剧早期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乐古戏剧、戏曲的形成过程。曲子戏对后代戏剧、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多元、开放的艺术形态,使其在后世不断融合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从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是其退出主流声乐艺术舞台的根本原因     

论词体生成与诗乐结合的文化传统

探讨词体生成 ,是历来词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诗源说和乐源说都有偏颇。本文在对四言、五言、七言诗体形成与音乐的关系以及隋唐燕乐歌辞发展的宏观观照中 ,得出词体确立是诗乐离合嬗变发展的产物。从而说明词主要是在音乐的带动和诗乐结合传统的滚动发展以及文人歌伎联手催生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同时也力图对词的含义作出较为科学的界说 ,揭示出我国韵文学发展的某些特殊规律     

论唐宋词的实用功能及其与歌妓的关系

本文认为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一种音乐文艺，它既有鲜明的文学审美功能，又有广泛的实用功能。词的实用功能主要表现为侑觞劝酒、娱宾遣兴和礼仪交际三个方面，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又都与歌妓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全唐五代词》编纂与词学理论

本文结合《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工作就相关的两个词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着重阐释。其一是通过对词的名称的考察，系统揭示了词的内涵和本质的多面性、复杂性、流变性特征；其二是就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主要抓住“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最后，还就该编所做“增补”、“探源”、“考辨”、“甄别”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说明。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唐代声乐艺术发展水平的历史定位

唐代音乐的发展对歌唱技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曲子音乐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隋唐燕乐又有新的发展;立部乐与坐部乐的划分;出现了歌舞戏、说唱音乐。音乐文化的繁荣为声乐艺术提供了发展机遇,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歌手,产生了划时代的声乐技术理论。唐代是我国声乐技艺由远古的蒙昧时期向中古的开发时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声乐艺术的发展为宋以后歌唱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词源于梁陈新曲论考

本文梳理前人的观点 ,将传统词学与文化人类学、音乐学等相结合 ,从词曲配合方式、词所倚乐曲系统及格律等角度来考察词的起源 ,认为梁陈新曲 ,如萧衍等人的《江南弄》、《长相思》等已是倚“燕乐”填制的长短句 ,是典型的南曲系统的文人词 ,与北曲系统的敦煌曲子词大不相同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论我国民族音乐教学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我国的民族音乐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是我们弥足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音乐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学校音乐教育在建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念、加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面对我国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学体制无根化、教学内容畸形化、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化的诸多弊端,建构与完善民族音乐教学体系任重而道远。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甚至对词的界说也歧见颇多。其实,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诗,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这是词的特征表现。在此界说以及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词源问题的各种说法加以述评的基础上,论证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向曲子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刍论《札朴》之鲁方言研究

桂馥的考证笔记<札朴>记录了大量的鲁方言材料,有的是从文献求方言本源,有的是用方言考证古词,有的是考释鲁方言词的本字.这些宝贵的鲁方言材料成为<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辞书编纂的重要依据,也为鲁方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该文是对桂馥在<札朴>中的鲁方言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学术价值略作刍荛之议.     

周济词学理论的破与立

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关键人物,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关于白石的一段点评,最早正面提出“寄意题外,包蕴无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纲领意义。周济以“破”带“立”,对“今人”标举姜、张,讲究“磨盘雕琢”的创作风气进行了批评,提出了“寄”、“意”兼重而至“浑化”的词作审美理想。周济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其立论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理论高度,对常州词派的最终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谈文化素养与声乐演唱的关系?

音乐艺术是随着人类诞生而产生的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它拥有着巨大的魅力并以编织出优美的旋律,来抒发人们内心的情感,来歌唱生活,是人人都为之倾心的一门艺术。音乐的学习有很多方面,其中声乐的学习又是很多面性的。简单的来说,对于声乐作品的演唱水平的高低和自身的文化功底的深浅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有人说声乐就是把文学作品变成音乐符号,而这中间,需要我们演唱者有足够的文化素养与音乐专业技能。只有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在声乐演唱的时候,才会声情并茂,才会恰如其分的表达我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