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王安石义利观探微

王安石的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为他的变法实践作了理论准备。他给传统的义利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王安石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了因时而变的思想特质和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论黄道周的义利观

黄道周在明末清初的大时代背景下,传承子学义利思想。他认为仁义乃天地万物之则;在义利关系上,以义为重,德义乃利之本,但他又辩证地指出义乃人所公利,利在义中,而晚明之衰弊,正在于不言礼义、不修仁德,过于重视一己之私利。天下兴亡决定于人才,人才决定于学术,学术真伪决定于义利之间,其政治伦理诉求是讽谏君主行仁义之道以治天下。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朱熹论“义”“利”关系的视阈及现代意义

义利关系是治国的伦理基础,义利关系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故而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就有义利之辨,朱熹在总结各家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天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从新的视阈剖析了义利关系,对当今具有重大意义。     

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采取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方法,并借用现代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予以论述.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和谐理念,倡导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代表了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和谐发展的社会趋势.义利和谐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文化基础,对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义利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的本质内涵。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党践行其宗旨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实然,是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使然,是党提高其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应然,是党履行其执政责任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必然。     

递相祖述复先谁——李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

作为坚定的朱子学者,朝鲜大儒李退溪平生对朱子学说的疏通与卫护不遗余力,义利说就是其中一例。退溪对朱子义利说的疏通与卫护,缘于他与门人黄仲举就前代学者朴英《白鹿洞规解》所做的讨论。向来论者都没有发现,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其文本实际上是朴英从叶采《近思录集解》当中抄录的一段话。这段被韩国学者视为“朱子曰”的文字系叶采综合朱子本人相关叙述以及陈淳《北溪字义》“义利”条等材料而成。从陈淳到李滉,从中国到韩国,朱子学经历了一个递相祖述的过程,朱子思想因而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其隐含的多种可能性也得以释放,最终超越了个人知识、地方性知识,而成为东亚近世的一种普遍价值。     

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

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导向问题──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形成统一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是科学的辩证的义利统一观，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义利统一观，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与价值导向一元化的义利统一观，是价值导向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义利统一观。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