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利益平衡原则的提出根源于知识产与有形财产的自然属性以及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性质上的差异,知识产权制度中更多地体现出法律的控制。庞德将法律视为协调利益冲突手段的社会利益学说为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法哲学上的基础。而在把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的同时对产权交易进行规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学上的效益最大化则为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经济学上的基础。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多哈宣言》中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正当性——以公共健康危机为切入点

尽管《多哈宣言》本身存着某些缺陷,但它的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的公共健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也是人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次反思和胜利。立足于人权和财产权的利益平衡,尤其是特定情形下基本人权的优位、公平原则,药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必须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公共健康,以寻求二者的最佳平衡。     

论商标权与在先著作权的冲突

商标权与在先著作权的冲突是知识产权冲突的表现之一,我国目前对此冲突的处理,遵循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和权利丧失原则两大原则。但是现行的冲突解决机制在利益平衡和利益实现上还存在不足,可通过规定著作财产权强制许可制度和商标优先权来解决。     

论知识产权入宪

财产权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确认和保障的核心人权。财产权入宪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个人自治领域的维护创设基本的制度架构。知识产权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无形财产权,虽然与现代宪法规定的一些基本人权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悖论,但是知识产权入宪与财产权入宪却具有逻辑上的契合。实现知识产权入宪的关键是消除知识产权与基本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     

财产、财产权与知识产权探微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在权利形态上,知识产权是知识类无形财产权利。从财产、财产权的角度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知识产权的产权属性和价值内涵。知识产权和一般的财产权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在财产权的排他属性的表现上也是如此。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特征及其合理性探析

知识产权制度在赋予权利人专有的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对该权利给予相应的限制,这种限制一般只限于财产权,并且具有有限性和法定特征。对知识产权予以限制,体现了知识产品权益分配的公平正义观,体现了知识产品的社会属性,体现了知识产权人的社会责任,协调与平衡了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与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利用需求。     

“增加价值”论：知识产权正当性的一种认知模式

劳动理论是认知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理论.该理论可以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找到渊源和依据.在劳动理论视野中,知识产权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认识,其中增加价值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知识产权的增加价值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认识:智力创造性劳动是社会性劳动,这决定了智力产品或者说知识产品具有社会产品的性质;在知识产品的流通上,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利益也是社会性的;建立在创造性要求基础上的知识产权使劳动增加价值变得更现实.     

政策变迁中公益牺牲与社会义务之调适——以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变迁中由于涉及对私主体财产权的拘束而执行困难,并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政策就集中反映了此类问题。由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原所有者财产权之取得具有长期的政策背景,而产权移交又涉及其权利减损,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困难。究其原因,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特别牺牲,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的不可期待性与后者的可期待性之间界限模糊。调控与助推理念的适用有助于调适二者的关系,促使利益调控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之一,进而建构以比例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溯及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调适标准,使公共利益维护和私人利益保障之间尽可能平衡,进而推动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知识产权善意取得的合理性分析——兼论知识产权制度与物权制度的兼容性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客体形态差异不影响两种权利的实质相似性,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不影响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知识产权的绝对权属性决定了权利的转让需要遵循公示公信原则,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功能和善意取得的制度价值具有一致性.知识产权制度和物权制度的兼容性是客观存在的.     

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协调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性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需要建立相应的平衡机制;现实状态中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失衡的情形使得建立平衡机制具有客观现实性;在构建利益平衡机制中需要把握其内涵和基本原则,处理好几个层面的平衡关系。     

浅析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大众对文化、信息需求权利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实现平衡知识产权人垄断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励知识创作和社会大众对知识、信息的需求的实现。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下,知识产权法的修正是最频繁的。具体讲它是由一系列专有权构成的利益系统。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都包含其中。其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利益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其法律的基础理论就是"平衡理论"。     

论个人信息财产权的独立性

关于个人信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观点。个人信息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与人格权的人身专属性有明显区别,应当独立确认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财产权可以独立行使,形成"个人信息人格权-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息使用权"的权利层次,有利于保障个人信息商业利用行为中各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不同类型个人信息对人格的"外在性"意义不同,对个人信息财产权进行独立保护,有利于真正实现人格尊严保护与信息自由的价值平衡。因此,只有对个人信息财产权采取独立确认、独立行使、独立保护的二元模式,才能保障个人信息通过市场进行最有效率地配置,促进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有序进行。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析——以和谐贸易为视角

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是建立在利益平衡论之上的贯穿于反倾销法律制度中,体现反倾销法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利益平衡原则是反倾销法的指导原则,而公共利益条款是利益平衡原则的集中表现,反倾销法利益平衡原则的确立能体现反倾销法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指导反倾销实践,也有助于克服反倾销法的消极作用,从而构建和谐世贸环境。     

南北知识产权保护：利益失衡及其利益平衡之重构

当代的知识产权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南北国家之间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明显的利益失衡现象。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均衡性反映了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特殊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应当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打破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垄断和利用知识产权获得不正当利益,以重构国际社会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我国知识产权在推进国际化的潮流中也应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对知识产权保护给予适当的定位。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商事化改革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应当在技术化改革基础上进行商事化改革,体现知识产权实体法的商事性质,凸显当事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活动及知识产权诉讼行为的营利属性。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理念要相对区隔于普通民事审判,并在保障营利与兼顾公平、市场导向与利益平衡、尊重意思自治与减少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和促进价值实现等方面进行商事化转型。在审判机制方面,要以商事法官或商事调查官为重点推进组织机构建设,引入法庭之友,并解决举证责任、诉讼利益分配及过错行为加重责任等问题,体现知识产权审判商事化改革取向。     

论知识产权入宪与财产权入宪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财产的非物质化与知识产品的财产化已经使知识产权演变为当今社会一项新的、重要的财产权利。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财产权是公民人格独立和个人自治的物质前提,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确认和保障的核心人权。财产权入宪是知识产权入宪的逻辑前提,知识产权入宪是财产权入宪的逻辑延伸。虽然财产权入宪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必然入宪,但是,知识产权入宪实际上已构成知识社会财产权入宪的重要内涵。     

中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价值取向之定位

本以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权保障模式的价值取向演绎为切入点，指出各国的进程并没有统一的阶段性规定，私有财产和社会利益一直处于一种劝态的平衡之中，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我国现阶段近代国家的历史课题远没有彻底完成，同时须完成现代国家的任务，因此我国建立以“近代”为基础，兼有“现代”特征的私有财产权保障模式，是我国现阶段历史课题的必然。     

知识产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关系的实证分析——以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为例

美国《宪法》著作权和专利权条款规定,通过赋予作者和发明者对他们的创造物的有限的专有权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对此,可以从宪法的角度审视知识产权法的目的。知识产权法的这一目的内涵了利益平衡的理念。从美国宪法的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与利益平衡的关系。      

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引发的思考

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标准既没有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也难推动技术革新和新技术的传播与转让。TRIPS协议的规则很难保证其目的和宗旨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公平正义、人权原则、人类共同利益等法价值理念重构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