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管理创新论引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上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应以社会管理创新论为引领,创新管理理念、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在管理理念的创新上,实现"从管理人到服务人"、"从行为管理向心理管理"、"从行政管理到盟约管理"、"从事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等几个转变;在管理体制的创新上,创新文化制度、薪酬制度、员工职业生涯设计机制、人才的内部流动制度、人力资本市场运作制度等;在管理方法上,要围绕"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这个重心、抓住"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管理"这个核心、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管理创新与立法执法的完善

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时代新课题。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主体、手段、方式、目标、任务和走向等所作的分析极具现实意义。法律手段是推进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根本举措。社会管理创新的走向是法治化。而要发挥法律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就需要完善立法,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还要在"事前"、"事中"、"事后"规范社会管理执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及出路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困境是司法、社会、政治多重形塑的结果。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树立"服务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即建立"服务型司法"及其运行体系,通过服务民众、回应社会需求,以实现社会管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需秉持"多元化观",即创新的方法、途径、理念不应单一化,应整合不同管理资源,考虑不同管理观念。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须遵循司法规律,这也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底线。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秉持"谦抑性"品格,即恪守有限性、必要性、包容性。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新中国70年信息技术变革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政府管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信息技术驱动下政府管理创新发展的历史,展示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及作用,勾勒信息技术驱动下政府管理创新的当代走向,为理解新中国70年信息技术驱动下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研究,认为新中国70年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政府管理创新存在着媒体化、数据化、智慧化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从"媒体化政府""数字化政府"向"智慧化政府"发展的状态。伴随着智慧社会的来临,政府的行政生态日益复杂,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国政府管理逐渐朝着智慧化的方向发展,智慧政府将成为未来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     

新时期农民工利益诉求及演变分析——基于珠三角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利益保障成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334个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收入增长、医疗保险、职业培训、居住环境、子女教育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核心利益诉求;与过去相比,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出现了从"底线型"向"增长型"、从"生存权"向"发展权"、从"市场型"向"公共型"、从"普遍型"向"特殊型"的4大演变趋势,这对政府治理及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政府公共管理与发展模式创新——以无锡30年政府管理职能转变为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自动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相互影响、缺一不可。任何发展模式的生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公共管理和治理模式的创新。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要求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无锡以其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深入推进由"政治统治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进而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转变,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论德鲁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及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观经过了一个从社会义务观、社会回应观、社会绩效观、社会营销观到社会创新观的演变过程。由彼得·德鲁克首次提出的企业社会创新思想,既是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新发展,也推动着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从"赚钱行善"向"行善赚钱"的重要转变,也成为当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同时,德鲁克的企业社会创新思想成为当代社会创新理论的源泉。     

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探讨

我国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正在经历管理目标由计划调控向促进融入、管理对象由＂入侵者＂向＂新市民＂、管理格局由各自为政向协同管理、管理方式由限制向服务的转型。然而,由于城乡隔阂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未打破、农民工社会管理机制尚不成熟等原因,这一转型面临诸多困境。农民工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在于：促进沟通融合,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观念;打破城乡分治格局,减少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歧视;整合资源,建立农民工社会管理长效机制。     

“无讼”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无讼"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一种观念和看法,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没有纷争的大同世界.它与西方现代法治精神虽泾渭分明,但也一样是特定自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负面的和正面的,鉴此,寻求二者契合,正视其积极、消极影响,方能理性进行现代法治建设.     

德法共治--解决"社会乏力症"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都经过了从“德治—德法共治—人治—法治”的发展轨迹。但随着纯粹法治的推行 ,却带来了“社会乏力症”的弊端 ,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当代法治国家“社会乏力症”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论证了新层次的“德法共治”是解决当代各国“社会乏力症”的有效办法 ,并提出了落实“德法共治”主张的基本思路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法治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兼谈法治与民主的悖论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法治、民主和党的领导的三位一体,我们应当从整个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型的角度的史学之纬和概念本身联系的逻辑之纬,去剖析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正确处理法治同民主、党的领导的关系尤其是法治与民主的两难悖论,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法治的缺失

中国封建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共同促成的,其结构性特征是经济方面的“强干弱枝”结构、社会阶层方面的正、倒“金字塔”形结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国家与家族两头大”、“社会中间小”结构以及“家国同构”。这些结构性特征消解了法治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破坏了法治的运行与操作,抑制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中国法治的缺失产生了重要影响。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法治"与"德治":当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

"依法治国"旨在建立法治化社会;"以德治国"则是使这个有法度的社会符合人性."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它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发展史所提供的启示,也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论“德法兼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 ,围绕如何治党、治国、有效管理社会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确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扬弃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传统的治国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念——德法兼治。这一科学治国理念不断成为人们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大清律》与清朝礼制

清朝第一部刑律《大清律》及其附例 ,直承《唐律》《宋刑统》与《明律》,应为同一体系。《大清律》以及为适应清朝政治需要而增附的条例 ,都可以证明 :清朝刑法源于礼制并维护礼制。礼制仍然是决讼办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