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大部分学者认为会通河补给之水皆赖于泉水,而本文认为,除了泉水以外,河水、湖水也是会通河补水的重要源泉。     

明代临清钩沉

古今城市的兴起,除政治原因外,经济的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者无不联系于其时共地的交通条件。所以,城市多在交通路线上,或路边,或河畔,或港口。明代由于会通河的疏浚,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的临清,随着大运河交通作用的发挥,迅速地繁荣起来。本来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小县,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都会,其战略地位也从而提高。这种情况在明代一直没有改变。     

明代会通河段泉夫组织形式探究

会通河自元代开通以来,就存在着水源不足的先天性问题,因此,有明一代,政府为保证京杭运河这一经济命脉的全面贯通,在会通河段发掘泉源以济运河,为管理泉源设置专门夫役--泉夫,泉夫的组织形式几经变化成为定制.     

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

公元一四○二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为其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长期驻在北京。到一四二一年正式将明王朝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南粮北运问题,成了明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明朝每年需要从南方运近四百万石粮食供应北京。开始“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也称御河——笔者),历八递运所,民劳其苦。”因此,怎样才能保证每年把几百万石粮食稳妥地如期运到北京而又费少时速,便成为明朝统治者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即有人主张疏浚会通河,以恢复大运河的全线通航,来担负起繁重的漕运任务。     

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王宣.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六科给事中制及对明代政治体制的监控和调节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在明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作为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监控、调节系统日臻强化和完善。六科给事中制对国家政治决策和执行机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监控作用,成为明代政治体制内部自我调节的重要环节,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研究明代政治体制的这种自我监控调节机制,对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     

元代山东运河的开辟与沿岸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统治者先后开挖了济州河与会通河。山东运河成为国家水路运输的交通大动脉。运河的贯通带动了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建设,促进了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太平天国北伐军火药补给研究

太平天国北伐军采取自造、购买和缴获等主要方式来补给火药，对保持自身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北伐军没有把火药补给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形成统一的补给系统，并受清政府封锁、火药性能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造成北伐军的火药补给不能满足战争发展的需要，严重削弱了战斗力，成为北伐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和加拿大北极航道法律规制述评——兼论我国北极航线的选择

随着北极冰融加剧,北极通航为中国至北欧、西欧、北美洲东岸的航行提供了便利。毗邻俄罗斯的北方海航道和毗邻加拿大的西北航道具有较大的商业通航价值,航道沿岸国对航道的法律规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未来二十年北极大规模通航已成为可能,这对我国北半球航运网络将产生一定影响,北极航道沿岸国的国内立法和政策导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北极航线的选择。     

“抬类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考察

表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力举物”义,现代普通话用“抬”,方言中还有“扛”和“舁”,历史上这些词之间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从东汉起“舁”一直是通语中的主导词,直到明代被“抬”所取代;与“舁”基本同期出现的“扛”,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个南方方言词,元以来也曾北上过,只是清以后逐渐从北方撤出;“抬”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通语主导词,“抬”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官话,然后往北往南扩散     

从历史上汉水流域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优势

历史上汉水流域长期是沟通西北与中南的交通大动脉。周秦汉唐时期,汉中与襄阳先后为南北交通咽喉,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对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汉水流域在交通、矿产、旅游业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简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状况复杂,水涝灾害频繁．不仅威胁到河运、漕运,而且对宝应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变水害为水利,明代国家和地方重视宝应水利事业建设。一方面,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另一方面．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斯河,治理宝应越河。明代宝应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对于改善当地区水利状况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

研究明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官土司的改革方略,对了解明清两代统治西北地区的军政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湟水流域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臻于完善,清代虽然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并未根本动摇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根基,可是清代对土司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使河湟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衰微。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末年“寤园”位置考

明代末年,计成在仪真县的西南部钥匙河上的新济桥附近设计、建成了“寤园”,“寤园”在清代已经被毁坏。由于河流改道和其他原因,“钥匙河”“新济桥”以及“寤园”的位置长期以来无法确定。考证结果表明：今天的金斗河东段就是古代的钥匙河南段,“新桥”的位置就是明代的“新济桥”的位置。“寤园”的位置应该是长江北侧、新桥以西,从“花园庄”向北直到“美人石”“花园跳”的一大片区域。     

河运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兼论汾江河运对佛山名镇的制约作用

河运通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佛山名镇的形成就是由于当时的佛山涌通航各地。清嘉庆以后汾江河的日渐淤浅，制约了佛山经济的发展。河运对佛山的发展仍很重要，应开通河道，设制航运局，加强对客运和货运的领导及管理     

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水系——兼论李兆良“坤舆图黄河分流说”

李兆良先生《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一文,解读现存《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所处年代,推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认为地图中黄河分两支,为1194-1580年状态,不是利玛窦与李之藻时代的黄河。李兆良关于黄河变迁的讨论疏阔,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界数十年成果。《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黄河,是明后期河道,绝非明初甚至宋金元时期的分流河道,所谓的北流,不过是从徐州北上的运河。     

漕运与淮安

明清以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水路交通运输的主干线,漕运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日益彰显。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其兴衰与漕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