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正一代得失”

与史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相比较，苑晔的《后汉书》增加了《皇后纪》以及宦者、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个类传。这是范晔史学思想的深刻表露。范晔作史的目的在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因此，就在他正得失、下褒贬、原始察终、探源溯流的细微处，体现出他的创新与史识。在《后汉书》的序、论、赞中，处处也可以看到范晔“正得失”的旨意。     

从骈俪倾向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

南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强调运用声律为文作诗,实际上,此前的范晔已经自觉地运用声律进行创作,其《后汉书》的序、论表现出显著的骈俪化倾向,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创作对史学著作的影响。与前史相比,《后汉书》的序、论更加注重文采,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     

论范晔之理想人格观

<正> 范晔所理想的人格是什么?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范晔的史学和思想,对于评论范晔的人生和谋反,以及明确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就此作一探索,抛砖引玉,并求教于同仁。智与仁:范晔的理想人格观 范晔《窦融传论》中写道:“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一句“良可言矣”。说明范晔的人格理想就是明“进退”。同样意义的话范晔还多次提出。《李通传论》:“彼之取舍所立,其殆与通异乎?”《李固杜乔传论》“立言践行”、“将以定去就之概”。《荀或传论》:“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等     

《世说》中的文学观点

我国文学发展到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文学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发展也都显示出与前不同的特色。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统治者对文学的提倡与爱好上。宋文帝刘义隆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事见《宋书·文帝本纪》),明显地把文学看作独立的学科。范晔编写《后汉书》也专设“文苑传”,体现了当时重视文学的观点。刘宋时的帝王大多爱好文学。他们除自己参加写作外,还把大量文人才士招致门下,     

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中国史著自先秦时代即不乏好奇,但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自《三国志》始有《方技传》等专载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由《史记》到《后汉书》趣尚之变有时代和个人诸种缘由。一方面,史学与史官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一直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注译两臻美 古籍焕新辉——读《后汉书今注今译》

最近 ,读到岳麓书社出版的 ,章惠康、易孟醇主编的《后汉书今注今译》一书 ,不禁怦然心动 ,油然而喜。喜的是这部名列“前四史”的历史名著 ,终于得到新的整理并注译出版。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史学成就 ,清代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论述得颇为精辟 :“今读其书 ,贵德义 ,抑势利 ,进处士 ,黜奸雄 ,论儒学则深美康成 (郑玄 ) ,褒党锢则推崇李 (膺 )、杜 (密 ) ,宰相多无述 ,而特表逸民 ,公卿不见采 ,而惟尊独行 ,立言若是 ,其人可知。”今人柴德赓在其《史籍举要》中 ,把范晔的《后汉书》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相提并论 ,说“二人同时 ,…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范晔何以"耻作文士"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言,“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宋书·范晔传》)。何也?中国古人自先秦始就有重视立一家之言,轻视文词的思想。即便如文采一流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观念到了西汉后期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相当的影响。比如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辞赋家扬雄到了晚年就非常懊悔少时之作品,视自己擅长的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三国魏时,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言及:“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     

《三国演义》中左慈艺术形象的塑造

通过对曹丕《典论》和曹植《辩道论》与范晔《后汉书》中有关记载的分析,文章考证了历史上的左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国演义》中左慈文学形象的塑造。     

丹斋申采浩的哲学思想与人生实践

申采浩是近代韩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涵盖着主体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主体哲学贯穿在申采浩抗日活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他毕生投入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抗日斗士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民族史观批判传统史学和殖民主义史学,确立了韩国近代史学;作为作家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流亡时期创作的文学遗稿最为迫切地表现出其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     

但丁的美学和诗学思想

但丁的<神曲>、<论俗语>、<飨宴>、<致斯加拉亲王书>等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美学和诗学思想.但丁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世纪神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也间接吸收了一些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但丁的美学思想充分显示出从中世纪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特点,他在强调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艺术的象征性的同时,也提倡"艺术取法自然",并应表现个人主观感受与激情.但丁对文学语言特性及审美性的认识、关于诗的定义和基本体裁分类等诗学见解,也是卓有识见的.     

引来的浪漫主义:重读郁达夫《沉沦》中的三篇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引来的浪漫主义作品。其中的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包含大量的对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引用。与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学不同,郁达夫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引证上,或认同西方作家并以此为榜样,而是把他喜爱的西方文学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中。虽然郁达夫没能把西方文学的文本放进他的小说后作进一步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出另一个现代主义写作传统,但是,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西方文学的文本引用,至今看来依然可圈可点。     

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相当丰富而独特。他论文宗奉“六经”,同时兼取陆、王心学;既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尊崇史传,却不排斥其他文章,主张文史兼济;对散文文体不作细分,详谈“叙事”、“论事”二法;提倡“法古”,同时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独创精神。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     

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述评

周惠泉是当代有较大影响的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贡献是从宏观、美学、文化的层次对金代文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金代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坛史事进行了考索、辨证,解决了许多历史疑点和歧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金代文学研究史作了考察和审视。其治学特点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金代文学观,始终坚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相结合、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理性思辨和经验实证相结合,注重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