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贵族女性问题初探

《左传》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贵族女性形象。在春秋时代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里,她们的思想、行为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贵族女性与礼、婚姻、婚外恋和政治等四个方面。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 ———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

文章对河北省x县两个农村社区中智障女性的婚姻生活案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农村智障女性婚姻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在为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创造条件的同时使女性面临着更多性侵害的风险;在家庭主导的婚姻建立中,智障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配偶难以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情感需求被严重忽视。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并不意味着残疾人婚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相反,她们的婚姻受到了社会人口结构的深层影响和家庭的强力干预,婚姻获得的背后暗含着女性权益缺失的巨大隐患。     

婚姻资源与婚姻关系之相关性探索

通过对全国912位已婚者的问卷调查,探讨婚姻资源在婚姻幸福和婚姻稳定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持有不同婚姻资源整体评价的男性和女性在婚姻满意度上都呈现出显著差异;年龄在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整体资源评价和婚姻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男性和女性各种婚姻资源与双方平均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男性对自己社会资源维度多少的评价、女性对自己心理资源维度多少的评价与男女双方对自己整体婚姻资源的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骆驼祥子》女性人物多元解读及叙事原型探讨

《骆驼祥子》中的女性人物被塑形为男性主人公奋斗历程中堕落、绝望的性别符码;美丑及使用功能是她们生命价值与社会生活在场的标准;她们人生历程中人性被压抑/侮辱/扭曲事实的叙述处于历史记忆的失语势态;男性主人公情欲执行者的使命一旦终结便依据男性对女性身体资质的感受与冥想,以及男性需求进行当下化处理并演绎为虚妄的自我体验的实体意念;女性的精神领域处于残缺、缺席、悖论等否定性态势;女性的自救、身体言说生成了带有否定、焦虑、颠倒色彩的存在之维。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婚姻状态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和性别平等思想的发展,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女性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数量也在增加。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女性在婚姻上存在差异。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与配偶收入、户籍性质、家庭地位密切相关。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农村女性的婚姻情感、家庭暴力的应对、处理婚姻危机的能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因此,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女性的婚姻状况和质量,实现社会流动和生活幸福。     

情欲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康尼与曹七巧形象比较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是资本主义文明束缚下追求真正爱情的英国贵族少妇,《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下有着变态情欲的中国下层社会妇女,她们是个性迥异的两位女性形象。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造就不同的性格,她们同是在痛苦的婚姻下苦苦挣扎,在欲望的压抑中饱受煎熬,虽然都在绝望中反抗,却谁也逃不出悲剧的结局。两位作家通过他们塑造的两位女性形象凸显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文化内涵。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社交微商与劳动赋权:基于农村青年妈妈的质化研究

由于农村在地域和政治空间上的特殊意义,兼具时空特征的"农村青年"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家庭关系变革、社会语境变迁的一个缩微群体。伴随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女性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普及,因结婚生育而在农村选择非正式就业的年轻妈妈群体,选择以社交微商的形式参与劳动就业,增加家庭收入。通过网络民族志、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试图探索一个研究该群体的理论框架:由于这个群体同时具备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80后、90后,农村女性,母亲角色等多重特点,通过其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劳动的实践过程,建立起一个以个体劳动为中心的家庭场域、虚拟社交场域、社会现实场域的三重场域,这背后涉及的赋权机制与认同机制研究,或将成为洞察新时期青年农民群体信息交往、社会资本、经济实践的一个切口。     

回顾与展望：前进中的中拉关系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下文简称＂拉美＂）地区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拉关系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正从以民间交往为主向＂官民并重＂转变,从象征性联系向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实质性联系转变,从低层次往来向高层次交往转变,从缓慢推进向跨越式发展转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拉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为政策文本依据,不断推动中拉关系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发展同广大拉美国家关系的国家战略利益所在。     

布迪厄的社会语言学述评

社会语言学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一种"语言交换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可供交换的经济资本;语言交换有一定的市场与调节规则;语言交换是言说者运用策略与技巧的言语行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因而,语言是符号暴力.这种社会语言学是一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体现了布迪厄一贯主张并建构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     

转型期多元福利实践与整体性福利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福利与社会秩序关系议题突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处境下,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均对个人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劳动市场和国家再分配对个人福利影响最为重要。转型期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实践证明:现有社会福利理论模式难以解释“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福利特征,“整体性”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应运而生。最后,笔者讨论“整体性”福利概念框架的现实、政策与理论涵义。     

符号的力量——“莫言现象”的符号社会学解读

"莫言现象"包含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蕴。运用符号化消费理论分析了符号化的消费社会、符号世界里的消费者、莫言作品的符号资本以及人们对社会符号的认同,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莫言现象"的经济符号消费、文化符号消费和社会符号消费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从3个方面指出了"莫言现象"所蕴含的符号力量带给我们的启示:打出经济中的"符号"牌;挖掘文化符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传颂正面社会符号,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死亡:在象征交换与二元对立之间

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资本意指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结构的权力体系。基于福柯的系谱学研究,鲍德里亚坚信资本主义最原初的对立即"生/死"的对立,最根本压抑是对死亡的压抑。生死是身体的生死,对死亡的思考总是基于对身体的认知。科学理性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出发,剥夺了死亡的意义。鲍德里亚则相信人是身体性的存在,身体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事件,而本真的身体间关系就是以权力的可逆性为基本特征的象征交换关系。在象征的层面上,鲍德里亚不仅归还了死亡的意义,消解了生死的二元对立,而且认为死亡是象征交换中最大的筹码,只有死亡才能颠覆资本的权力体系。     

新中国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历史、经验和实践导向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也是一部探索利用资本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70年来资本的社会主义化经历了曲折探索利用资本、尝试利用资本激活经济、以制度规制资本和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导控资本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逐步明晰了资本在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属性，确证了资本的文明面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积累了社会主义驾驭和导控资本的有效策略。基于70年资本的社会主义化发展历程和经验总结，新时代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掌握驾驭资本发展的政治权力，始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导控资本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