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探源

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李氏的渊源及其相关问题。作者认为:李氏即古代的理氏,理氏改称李氏的原因系音同字通;李氏并非上古之姓,而是后起之氏,与古代的刑狱之官有密切的关系,属于“以官为氏”,后称氏为姓,其形成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李氏渊源于古代东夷族的皋陶部族,系皋陶的后裔。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大致如下:“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在有关姓氏制度的文献记载中,郑樵的《氏族略序》可谓记载比较详备,可信程度亦较高。联系春秋战国时代有关的其它历史文献来看,姓氏制度其实就是西周春秋时     

姓氏谈

中国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家族是以婚姻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我国古代社会,姓与氏最初是分开的.《通志·氏族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践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     

姓氏的渊源

姓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或永远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存在,只同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 姓和氏,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原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概念.“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主要起“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氏”则是同姓的分支.后来,“姓”和“氏”两个概念逐渐融合了.到秦汉时代,姓氏早已混为一谈,所以在司马迁所著《史记·列传》中,一概说成:某某,姓某氏. 几千年来,我国姓氏不断演变.追溯现有三千多个姓氏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①以祖先的族号或谥号为姓氏.例如“唐”是尧的族号,其一部分后代便姓唐;周朝有文王、武王等谥号,他们的某些子孙就分别姓“文”、“武”.②以居住地、国名或采邑为姓氏.传说伏羲氏居住在东方,其后代便姓“东方”     

浅论姓氏研究的意义

姓氏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姓”最早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地名 ,“氏”为“姓”的分支 ,“姓”以别婚姻 ,“氏”以分贵贱。秦汉以后 ,姓氏合一 ,数量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胡姓的汉化和汉姓的胡化。南北朝以来 ,由姓氏而产生了谱牒学。姓氏学的研究可以满足人们探讨个人来源 ,了解自己祖先的要求 ,增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团结     

试论姓氏合一

姓氏合一现象的出现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与姓氏制度本身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贵族和庶人阶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姓、氏所代表的血缘关系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制约作用渐渐弱于政治、经济的一个漫长过程。姓氏合一的完成标志着新的现代姓氏制度的确立。我们在探求姓氏合一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时,不仅要从姓、氏自身含义的变化上寻求答案,更应当从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姓氏制度的联系及相互影响上着手。     

汉碑生僻姓氏对大型辞书义项、书证的补正

姓是血缘的标记,氏是姓的分支。大型辞书对姓氏的收录、释义、书证,应该体现出对姓氏的最高研究水平。《汉语大字典》等大型辞书对生僻姓氏的处理存在如下问题：漏收某姓;对某姓进行溯源,但未列书证;所列书证为氏的书证,不是姓的书证;书证迟后。汉碑收录姓数量繁多,可补正以上四方面的不足。     

中日姓氏数量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一、中日姓氏的数量
　　日本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有多少姓氏呢?最多的统计记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约14万,即平均一千人左右使用一个姓氏[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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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姓氏考

在古代社会,姓氏与民族有着内在的联系。研究某一个民族,对其姓氏的研究是主要课题之一,在古代东方的诸民族,姓与氏的起源和发展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性。本文拟就古代朝鲜族的姓与氏的起源和发展作历史的考察。     

试论古代日本姓氏文化的特点

和中国人相同,古代日本人的姓名结构也是由姓氏和名字组成,但是古代日本的姓氏文化有其独特性。「うじ氏」和「かばね姓」结合起来构成了古代日本人的姓氏。日本古代公卿贵族的姓氏多源自地名;中世武家的姓氏「みょうじ名字」也多源于地名。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人将「名字」作为表现家族由来的符号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1875年明治政府颁布《苗字必称令》以后,很多人应急随意地给自己起了「名字」。姓氏反映出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血统为纽带形成的宗法社会,而日本社会是以地缘关系组成的集团社会或等级社会。     

论"中"

“中”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周易》倡导“中和”精神,儒家践行中庸之道,佛家崇尚以中观法,道家提倡守中致道,都从不同角度深刻地阐发了“中”的思想。万物皆有中,中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属性,“中律”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中和是创新的灵魂。     

《说文解字》“女”部字及其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是我国析字形、解字义、辨读音的文字学专著。本文在对284个《说文解字》中“女”部字及女性文化相关字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说文解字》中“以类相从,以义相贯”的分类原则,建构“女”部字分类体系,将其分为姓名、称谓、婚嫁、女性价值评判标准、中性字五个类别;通过《说文解字》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女”部字对比,研究“女”部字形义变化;探讨“女”部字中反映出的古代女性主流社会地位和古代婚姻制度。     

“月氏”读音考

“月氏”,今有两读。本文通过对诸多史籍中关于“月氏”地理、历史的考察,并从音理、字形对其进行了分析,可以确定“月氏”应读为“肉支”。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小议中国现代异域小说

从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的联系和区别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异域小说和中国现代异域小说的区别,以及中国现代异域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异域小说是借助对异域的想象创造一个梦幻空间,并以此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超越。中国现代异域小说中的“异域”,已经不是小说家杜撰出来的一个梦幻世界,而是作者生活过的现实空间。中国现代异域小说要取得真正的成功,必须以艺术的想象空间实现对本民族现实空间和异域现实空间的双重超越,并且不能是人为地抹煞不同现实空间的实际差别和距离为前提的虚假超越。     

《仁学》之通与塞--谭嗣同与古今中西之辨

"通"与"塞"乃中国近代思想之基本主题,自鸦片战争与西方文化照面以来,人们便在古今、中西之通与塞之间强探力索.作为最早向儒家价值系统发难的谭嗣同,其所著之<仁学>正要藉"仁即通"之命意,寻求古今之通和中西之通,然而结果表明,谭氏根本未达成这一目的,欲通还塞,欲通愈塞,倒成了他的宿命.历史向我们预示,以致用为目的的学问,并不可能于民族和时代的重大课题有根本的解决.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附会"、"格义":<圣经>汉译的跨文化策略

《圣经》汉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巨大文化障碍。本文结合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对《圣经》汉译历史过程中"附会"和"格义"这两种文化障碍跨越策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堕胎还是坠胎——兼谈“堕”和“坠”的用法

古书中"堕"和"坠"当"落、落下"讲是同义词,二者都有使动用法,但"堕"的使动用法比"坠"普遍,这对"堕胎"与"坠胎"的出现以及二者使用上的普遍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堕胎"开始出现于魏晋文献,"坠胎"较为可靠的起源当在明朝,且使用的频率远不及"堕胎"普遍.<现代汉语词典>不收"坠胎",当是出于规范化的要求.今天,尤其是网络上普遍使用"坠胎",从历史渊源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从规范化的角度看,这是不合规范的.我们应该自觉地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健康而奋斗.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