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探析

叙事文学创作是钱钟书关注的文艺论题之一。他对叙事文学创作中复杂个性的塑造、叙事品格、及其美学效应等都有独到的论述。我们把这些论述拾摭观之,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之一斑。一、写人之辩证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叙事文学创作之一,其中不少记叙人物、事件之章节已具小说笔法。钱钟书对司马迁《史记》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很称赏。尤其是对司马迁善于写出人物的复杂个性给予肯定,并分析了他写人的成功所在。他认为,司马迁记事详实,写人虽“确多‘字     

真实的历史人物 成功的文学形象——读《史记·项羽本纪》札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历史和文学巨著。它以文学的笔法,栩栩如生地塑造人物,起到了总结历史、防微杜渐的作用,同时以它独特的历史和美学的思想感染着读者。《史记》体现的善恶、是非标准“颇谬于圣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其中不以成败论英雄即是一例。堂堂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他的笔下是一个狡诈的无赖,而自刎于乌江的项羽却是盖世英雄,并专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

西方现代悲剧理论强调悲剧对象的审美价值而忽略其道德价值 ,并将悲剧冲突的根源指向人的内心矛盾。由此出发重新解读《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就会挖掘出一些新的内涵。司马迁是按照人性的逻辑来写人的 ,因此刘邦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实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个体来加以研究。同时刘邦的一生是一个被异化的人的生命悲剧 ,在欲望驱逐下他不断地追求 ,但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刘邦的形象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尴尬处境 ,具有深邃的哲理意蕴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应当公正评价“平民刘邦”——评易中天先生新作“刘邦崛起之谜”

易中天先生品说平民刘邦为“流氓、无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是对历史人物不负责任的臆测。应该认真追寻相关词语在原著中的位置，比对历代注说，进而深入探求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以期公正客观评价“平民刘邦”。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史记》标点指瑕

对中华书局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史记》的几处标点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并探究了之所以出错的原委及改标的理由根据。     

王充闾历史散文对话性的实现

王充闾的历史散文呈现多重对话性特征。他把历史人物作为文本进行深切地审美解读,以丰富的学养为底蕴,融入浓重的主体情思进行现代意识的审美观照,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与读者的对话。用小说式的笔法塑造的历史人物饱含着相通的人类本性,能使历史人物从古代向读者走来,实现与读者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