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史家与史学──20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

史家与史学──２０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狄笙北大历史系博士生与同时代其他史家相比，显然傅斯年更具有领袖气质。作为傅氏终生师友的胡适曾对他如此评价：“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和《史料与史学》中,主张史料与理论不可偏废。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他一直坚持着。其《中国史纲》一方面使用大量史料,另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史料学派＂在学理上有一致性,就其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关系而言并无二致。＂史料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其历史观是进化论,其成员多为学院派学者;后者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其历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成员则系革命家。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他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     

“史学便是史料学”渊源得失论——傅斯年史学思想论稿之一

傅斯年是以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整理新史料而名播海内的现代学者。他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搜集处理史料,简言之日“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他史学活动的宗旨,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台港学者对此推崇备至,说是     

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以南高史地学派与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南北对峙之态势已然比较明显。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是北京大学,而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则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部分南高师文史地部师生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南高史地学派,他们以自己创办的刊物为阵地与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东北史纲》等问题上进行论争,折射出民国时期"南派"与"北派"之间的学术异趣。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

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史学也不例外。不论是疑古辨伪的顾颉刚,抑或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还是信奉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他们一步步把史学推向了自然科学的怀抱。而在20世纪的反科学主义大潮下,自1920年代由梁启超揭橥对史学科学化反思的大旗以降,已有学者对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系统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将有利于新世纪史学向纵深层次的健康发展。     

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概括起来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但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清中叶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学者大致可分为纯考据派和通经明理派两类 ,通经明理派在重视音训考据的同时 ,也着力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李汝珍与扬州学派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 ,《镜花缘》中以学问为小说的特征和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 ,都与作者李汝珍受扬州学派影响有关     

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

近二三十年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从前一世纪以来的对于欧洲历史那种强烈的、乐观信念的丧失。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开端于朗克学派,这个学派在德国和英国留下特别深远的影响。朗克学派最吸引人、也是最能蒙蔽人的地方,是它主张史料的全面估有和对史料的客观批判。朗克(Leopold Runke)本人是最先为资产阶级史学揭开西方各国档案材料的历史家。他在西方史学界所以享有不可一世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标榜从客观史料写历史、重视史料的析疑辨讹、有一套看来是颇为严谨的家法。在他早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