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零工抑或长工——基于沈阳市的调查

近年来,很多城市出现自发形成的马路劳务市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机制,了解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对城市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沈阳市多个马路劳务市场的零工及其他职业农民工(长工)的调查,获得320份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男性相对女性来说更有可能选择打零工;年龄越大,农民工打零工的概率就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打长工的概率正相关;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选择打零工的概率较高;兼业的农民工会更愿意在农闲时进城打零工;社会关系网成员的数量和职业声望都会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产生影响。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     

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CSSCI

本文基于2021年春节假期农民工个体调查数据,通过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就地过年决策的影响,从而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实证分析发现: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大;将工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劳动合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现,工资、社保、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起到部分中介调节效应,工作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因此,应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执行,有效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切实维护农民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的影响

利用2014年农民工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其初职就业地选择差异的关系。基于m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社会资本网络宽度和社会资本网络高度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而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对农民工初职就业地选择显著且具有正向的导向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对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拓宽本科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的研究视角，为高校就业教育和城市人才工作提供参考。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访谈13名参与者进行研究数据收集，并使用NVIVO软件对之进行分析、编码、形成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特质、生活保障、工作条件三方面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的因素，其中工作条件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城市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最后，从政府层面给出了城市吸引本科毕业生就业和和学校层面引导本科毕业生恰当选择就业城市的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农民工职业选择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

金融危机爆发后,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的选择产生变化,东部地区是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则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行业。而厦门产业结构正是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与出口相关的行业为主,因此,以厦门市为研究单元,通过调查与访谈,分析了厦门农民工职业选择的特征,找出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农民工职业选择的障碍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更好解决农民工就业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就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道路,是统筹城乡就业的关键所在。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依靠这种途径进城就业并不能带给农民工较高的就业质量,也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不能过多地依靠社会资本,政府应该在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就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江西省随机调查样本数据,选取多元Logit模型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特征是影响其选择不同区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变量;农村劳动力家庭因素是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特征中劳动力流动就业从事行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同样存在较大影响;而外出务工的主观评价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略小。     

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在7个省市的调研数据,利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的影响因素;同时,运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考察参与就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说明,就业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但这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宣传力度,正确引导营利性培训机构的发展。     

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走廊效应”吗?——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其就业选择的计量模型,以验证回流农民工就业是否存在"走廊效应"。研究发现: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廊效应,回流前从事高技能工作者(包含销售和办事人员),回流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降低24.2%,而从事技能型工作的可能性增加26.1%。在城市务工中从事小摊贩或有固定店铺小业主职业者,回流后成为自雇者的概率增加34.3%;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和回流地点对农民工体力劳动类就业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回流地点和居住偏好对其技能型职业选择影响显著,居住偏好、培训状况、家中土地数和回流地点则对自雇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住房保障问题探析——基于一种“回迁式”购房选择

伴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加快。然而面对当前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和住房保障的边缘化,一种有别于传统住房形式的回迁式购房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理性住房选择之一。采用埃弗雷特.李的＂推力—拉力＂理论就该种回迁式购房选择从制度性因素、中小城镇拉力因素、大中城市推力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阐述。此外,还就回迁式购房选择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增强住房稳定性、促进城镇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就业流动性、带来房屋的大量闲置。最后就该种购房选择进行了小结并提出几点建议：将农民工纳入廉租房保障体系,规范农民工居住条件,探索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房租补贴或便携式住房公积金,规范中小城镇租赁市场,探索房屋券式抵押,减少房屋闲置浪费等。     

劳工安全健康标准与跨国公司选址

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是跨国公司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安全生产制度变化为切入点，基于2006—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考察了劳工安全健康标准对跨国公司选址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入选址；相比于内资企业，跨国公司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更高地区的倾向更明显；总体上，高危行业企业和低危行业企业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的倾向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高危行业的企业比低危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劳工安全健康标准高的地区。     

绿色低碳发展与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综合影响、作用机制与结构性差异。研究表明，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低碳发展通过生产力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作用来实现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技能、东部农民工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从长期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笔谈——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促进中的职能定位：问题与对策—以济南市为个案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王亚南认为，农民工就业促进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着缺少长效的综合的统筹协调机制，以及越位与缺位问题。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职能，建立各项协调机制；切实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培育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邱莉认为，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生力军，却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其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的缺失；参与社会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就业服务与职业培训普遍缺失、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状况令人担忧，作者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制度缺陷、政府管理和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蔡建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建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实际需要。实现城镇居民、农村农民以及流动人口三者之间的社保体系框架有机结合，是探索解决流动人口社保问题的最基本切入点。     

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比较研究

本文从个体特征、流动变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三个维度来考察其就业的身份选择.分析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在本地流动的时间、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则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性别、每周工作天数、每月房租花费的影响.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