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权威治理模式利弊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高度政治化、高度集权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权威主义国家体制,而是显现出一种新权威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的出现,新权威治理模式面临着特别是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唯有从权威治理逐步向分权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才能打破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良性互动。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强化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价值判断,也是政党权威确立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权威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多重挑战的同时必须要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重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制衡与互动:司法权威的制度支撑

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成长。在专制政体下,司法依附于行政权力,体现的是行政权威。而在民主政体下,民主政治与司法权威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主政体的权力制衡机制不仅给司法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司法权威的成长,司法通过给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资源和维护意识形态树立了自己应有的权威。     

合法性转型与当代中国传媒的新使命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府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在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将社会主义唱“好” 和将资本主义批“坏”成为传媒的根本使命。改革开放后,政府以政治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国人的求富欲望与权利意识,传媒必须以满足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作为新的历史使命。政治绩效合法性虽为公民权利意识找到了立足根基,并为传媒转型提供了历史动力,但这种合法性对经济绩效过分依赖,未能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因而成为阻碍传媒承担其新使命的关键因素。只有进行第二次合法性转型,走向法理型权威,将政府之权威奠定在规则、程序和制度之上,中国传媒才能真正实现其新使命,以回应时代需求。     

大学内部的利益冲突与组织决策——以某地方综合性大学旧房改造项目为例

本案例中，大学的规章制度与组织结构规定了参与旧房改造项目相关决策的群体和机构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需要的步骤与程序，也规定了不同群体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可能拥有的资源，甚至是他们的决策倾向；旧房改造项目的冲突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大学内部出现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却是以质疑相关环节上决策者行为的合法性为中心展开的，而关于合法性的争议则更多地涉及了对相关行为的价值意义的解释。     

改革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分析

1949年后中国确立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了改革开始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中展开,改革的三个时段分别以民主、效率和稳定为取向。改革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呈现出威权政治的特征,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法理型权威、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以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政治动员程度的缩小等方面。当政治体制进一步向民主化转型的时机成熟时,领导层应把握主动,以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软着陆”。     

民主合法性: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

民主巩固是一个持续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民主巩固,必须充分重视民主合法性。本文首先界定了民主巩固和民主合法性的概念,指出民主合法性之所以被认作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基础,是基于以下考虑：民主合法性是民主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

政府权威是一种源于政府合法性的力量,社会转型期的政府权威一般面临着从传统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既需要确立新的政府权威,又容易流失原有权威。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政府及其成员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方式决定,农村基层政府权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通过村官的管理方式和公共形象来实现。学生村官作为农村基层政府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在社会转型期需要立足乡村,以法理性政府权威为目标,从法治思维的培养、法治方式的实施、民主治理的推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等方面着手,塑造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政府权威。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资源的变化及其分析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性资源经历了从依赖意识形态教育、领袖权威崇拜、经济绩效到民主建政的历史变化过程,成功地将短期可变性权威资源转化为理性的制度化型权威资源,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权威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核心在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将农村基层治理纳入到民主化的轨道,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这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建设的基本经验启示.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觉醒。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从近代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向信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说学的知识分子转型。     

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

20世纪晚期复兴的协商性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重新强调了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的政治义务伦理,同时巧妙地避开了大众直接选举的乌托邦色彩,把自己建立在近代以来的宪政法治体制中,实现了民主理论新的超越,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权威转换与重塑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领域出现了公共权威弱化及其流失的现象,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公共权威,需要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公共权威———法理型权威,确立法理型权威,必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威;必须加强法制教育,使法律意识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内化为公民的共同信念、民族精神、社会共识和集体文化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宪政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宪政理念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至上、决策行政化、人治治理等理念逐渐演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权至上、决策民主化、法治治理等理念。经济体制转型对宪政体制的构建也产生了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宪政体制应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民主,建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落实依法执政,从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的人权化、民主化、法治化。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就政治体系而言,协商民主充实了政治结构,促进了政治分化和政治制度化;就政治决策而言,协商民主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规范了政治博弈的途径;就政治绩效而言,协商民主丰富了权力运行方式,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水平,增强了政治合法性;就政治价值而言,协商民主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转型,促进了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和理性化。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经济转型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和重构

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意识形态基础、有效性基础、规则基础。经济转型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出现了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这些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深刻的影响。执政党需要加强对合法性的认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执政的有效性和程序合法化的制度规则建设，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地位。     

《法国古今政府论》析义——兼论18世纪法国政治激进主义的起源

达让松是启蒙早期民主君主制的提出者，其《法国古今政府论》勾勒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改革方案，奠定了法国现代行政体制的基本形态。达让松在君主制下引入地方选举，创立了一套民主君主制，创造性地将源于反重商主义的放任自由学说转化成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用自然秩序取代世俗王权，以期使绝对主义体制下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回自然之道。公意经由民主的疏导，成为统治公共政治空间的权威。达让松强调理性主义，贬低作为贵族特权合法性基础的历史与传统的价值，呼吁身份平等与广泛的政治参与。他的思想对重农学派与卢梭均有重要影响，并成为第三等级反对王权与特权的理论依据，是18世纪后半叶法国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