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基于1978—2023年生态文明教育的政策文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教育的相关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体系。本研究选取1978—2023年党和国家颁布的267份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政策文本中的政策话语进行深度分析。纵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经历了初步探索、巩固强化、科学优化和纵深发展四个发展阶段。横向研究从价值导向、目标取向、教育内容、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的价值立场,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体系在持续的优化与调整中走向成熟与完善,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生态文明教育话语体系。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不仅引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科学发展,而且为全球生态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的中国方案。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中国森林建设之路(1949—2013)

森林建设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中国的森林建设理念经历了从森林经济效益优先到生态效益优先的转变;森林建设体制经历了从完全计划体制到市场与政府共同协作的转变;森林建设组织经历了从中央全面安排到中央统筹地方办事的转变,最终实现了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量质齐增的"绿色奇迹",实现了森林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从森林生态赤字走向森林生态盈余。通过对森林综合属性认知的不断深入,政府不断调整森林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指标与政策体系,最终逐渐探索出一条以国家经济资本置换生态资本,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激励相容的生态建设道路,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政策实践。     

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及现实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环境问题的根本举措,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利器,值得学习和借鉴.目前,广大群众治理生态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不高,但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基础工程,需要广泛动员群众、凝聚人心、依靠群众,才能汇聚形成强大的生态治理合力.为了提高生态治理动员方法实效性,我们深入研究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尽绵薄之力.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

间断-平衡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用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变迁模式,分析政策变迁长期渐进平衡与短期间断突变的糅合。运用此理论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发现其历经政策平衡期（1978—1985）—政策间断期（1986—1999）—政策平衡期（2000—2005）—政策间断期（2006—2012）—政策平衡期（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平衡发展脉络。在我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双重基础之上,宏观政治领导人的更替、社会舆论的影响、焦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和“局外人”动员成为决策系统注意力转移的触发因素,政策图景的变化、注意力的转移和政策制定者的路径依赖均能有效推动政策垄断的建立与崩溃,最终形成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间断式平衡变迁。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问题还存在理论局限,应合理修正,从而使之更有效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变迁规律与动力。     

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演进特征与变迁逻辑——基于2006-2018年政策文本分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改革成果共建共享,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分析2006-2018年这13年间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五年规划等政策文本,以三维分析框架和政策工具为解码手段,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形成以来的政策发展脉络、演进特征和变迁逻辑进行检视。结果发现:在政策演进脉络上经历了从突出"普惠性"、"全覆盖"的阶段到突出"方便可及"、"群众满意"的阶段。在政策演进特征上呈现出供给多元协同、内容精细化治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目标融合发展的特征。在政策变迁逻辑上受政策环境、公众偏好和政策制度三者的相互影响。未来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要坚持政策工具运用的多元化、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策执行的协同化。     

生态文明视角下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城市绿化思考——以兴县为例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和"生态为本,产业富民,景观增色,绿色宜居"建设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和谐发展的总体思路,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城市山体绿化—山西兴县城区南北两山可视山体绿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可视山体绿化可修复原有破碎景观,使区域景观更具整体性.2)可视山体绿化将明显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增强区域森林多功能的发挥,可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可视山体绿化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生态景观环境改善和脱贫致富有机结合,使区域内生态环境改善、农民收入提高、农牧业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可加快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吕梁山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样板、做出示范参考.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演进逻辑 ——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视角

[提要]为研究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揭示其变迁历程、表现特征、作用机制和驱动因素等方面的演进逻辑,本文借鉴“间断-均衡”理论,构建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民族地区2006-2020年基本公共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细致梳理。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经历了逐步覆盖阶段（2006-2010年）、适度调整阶段（2011-2013年）、稳步提升阶段（2014-2017年）和2017年以后的优质发展阶段。政策变迁体现出“间断—均衡”与延续性并存、地方政策耦合协同中央政策、注意力驱动政策选择等逻辑规律,体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对“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对增强“间断—均衡”理论解释力以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加以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农民理性视角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荆门市X镇农民的调查

从农民理性的视角出发,采用在荆门市X镇“二村一社区”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和农民绿色生活状况,分析农民在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等特征,探索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农业清洁生产并不理想,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有待改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尚不明显;政策认知、清洁生产分别与绿色生活正相关,政策认知、清洁生产、绿色生活各自与建设成效正相关。据此提出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政策认知水平、形成生态意识行为自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进程,发展农村绿色文化、培育农民绿色生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格局等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生态化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态分析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经济的紧密关联已经使得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变得日趋重要,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必须对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影响加以考虑。研究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机制问题,可基于SES（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的公共资源治理之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将国际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制度因素引入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框架,探讨SES框架下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治理机制。国际贸易生态化是处理国际贸易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一种绿色理念,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仅要避免完全从技术层面寻求改变的途径,更应该避免仅着眼于问题的表象而不对其根源进行探讨的解决之道,力图从全球贸易的宏观视角和生态发展的长期维度,分析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机制。     

中国的绿色发展:特征规律·框架方法·评价应用

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和模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从表现上看是环状的发展过程,从动力上看是绿色驱动,从途径上看是增殖发展,从目标上看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绿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空间渗透性和非均匀特征,发展方向非线性并呈螺旋式上升,导向是价值增殖的过程且最终解决的是人地协调问题,技术是可传承和跃迁的且最终解决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但政策工具的选择会改变其发展路径。绿色发展具有状态、速度和效率三个维度特性,在状态上要求可持续发展,在速度上要求生态循环,在效率上要求低碳高效。中国现阶段绿色发展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具有结构性固化趋势。更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设立等政策工具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未来中国绿色发展还是应该从效率提高与技术创新两个方面着手。     

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研究

考察生态文明政策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探究政策重点及其演进方向,进一步提升政策效力。搜集“十七大”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发布的37份政策文件,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基于外在政策互动均衡和内生政策参与动力构成的生态文明理论框架,通过政策网络中心性、政策主题群和结构洞等指标的测度,对生态文明政策网络开展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已初步形成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格局;构建起包括中央政府统筹的战略布局、核心部门主导的协调实施、重点领域示范的先期推进、内外环境约束的配套支持等在内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分析认为,该政策领域有待加强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构建生态治理体系,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引领发展转型的先导,完善作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手段的生态法治和生态文化,提升部分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性。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

基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的内在联系,从生产制度体系、安全预警体系、公众参与机制、乡村环保机制、资源利用管理、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探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改革方向与重点;从政策、管理、服务、培训和保障等方面,阐述绿色家庭农场建设与经营必须抓好的五个环节;同时,从农村新型经营体系创新、绿色农业规模经营、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和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乡村绿色农业持续发展与有效经营的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湖南省绿色经济发展战略

从经济学角度看,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核心是发展绿色经济。因此,湖南省应坚定不移按照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不断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搞好顶层设计;加强绿色文化宣传教育,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共识共为;构建绿色产业体系;聚才引智,实施创新驱动,推进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改革体制机制,加强保障,不断推动绿色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中国乡镇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以昆山淀山湖镇为案例

本文以“中国21世纪示范镇”昆山市淀山湖镇为案例,揭示了中国乡镇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指出以生态理性引领经济理性是中国乡镇生态文明实践的新理念,将科技强镇、文化亮镇、生态立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推进生态文明是中国乡镇生态文明的新路径,站在全球前沿高起点地推进生态文明是中国乡镇生态文明的新境界。     

西方绿色政治理念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为应对日趋恶化的地球生态和环境问题,以绿党为代表的西方绿色政治运动提出了生态优先原则、社会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主张。这些观点对我国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冬奥会:“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契机和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他还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过“七点要求”.显然,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纲领.建成“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1],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一步,重中之重,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文章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植物零碳景观为研究内容,2022年将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契机和抓手.冬奥城市张家口遵循绿色奥运的理念,推进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治理.张家口通过生态建设的“零碳”配置,推行生态建设的“零碳”措施,注重生态建设的“零碳”营造,使张家口市成为京北“保水源、堵沙源、送清风”的绿色生态屏障,向世界展现张家口市植物零碳景观森林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