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90年来领导人民群众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经验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较大自然灾害,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建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着手将执政党建设、灾害管理和时代需要进行全面整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经验进行归纳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经验已纳入党史党建和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视野,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提升我们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突出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防疫贡献与政治认同获得

疫情治理关乎国运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疫情防控斗争,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形成了健全完善的防疫体制、科学高效的防疫举措、上下联动的防疫网络和群防群治的防疫战线。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认同、利益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防疫贡献及其政治认同获得,对于新时代加快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推动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结合重大事件提升民族凝聚力经验探微——以应对特大自然灾害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结合重大事件提升民族凝聚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以特大自然灾害为视角,着重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四大经验,即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中华民族主心骨作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善于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法的价值意蕴

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为团结群众、争取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实践法就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实践法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其有效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三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党的历史方位的三大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第一大转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第二大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领导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而使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党"的第三大转变。科学把握党在各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对于我们认识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妇女动员理论、策略与实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恢复城市秩序与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治理中强化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对占人口"半壁江山"的城市妇女开展动员工作自然成为社会动员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动员思想为依据,采取政策、宣传、组织、思想教育动员等多种方法,对妇女展开广泛而又全面的动员,在促进城市治理完善的同时,又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后勤保障,也为当前城市治理中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历史镜鉴。     

人民至上的伦理学分析——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也考验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党群干群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抗疫成功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和价值支撑。人民至上立场集中体现为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史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宗旨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之本;从伦理学高度审视,人民至上立场是一种根本伦理价值观和伦理精神,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观;生命至上是人民至上立场的集中体现和要求,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新内涵。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军事的自身意义说,包括人民军队的建设、军事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三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防建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成为中国人民取得保卫祖国历次斗争胜利的指南。今天,回顾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对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及对于丰富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湖北基层普选运动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基层普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湖北省通过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宣传动员,经过选民登记、资格审查、代表候选人提名及选民大会等环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普及民主知识、传播民主理念、提升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普选运动.普选运动对基层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民主实践的训练,教育了基层干部,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人民民主的成长.     

新中国初期中共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措与经验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彰显着一个政党的资源整合与分配能力。新中国初期，各类突发性疫病肆虐，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中国共产党整合组织资源、思想资源、群众资源等执政资源，沉着应对，汇合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对突发危机事件的高效处理。这一实践表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高超的政策水平和高效的执政绩效，遏制疫病的大规模流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消除恐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

河北地处华北,按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言,应以旱灾为主。但是民国38年间,河北的水灾竟超过旱灾,打破了传统＂南涝北旱＂的说法,成为对河北危害最大的灾种。文章通过对民国38年河北水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河北水灾的发生多是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溃堤决口造成,这除了与河北的地形条件、季风气候特点、河流的分布状况等自然因素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与民国时期政府不重水利、战乱年代对水利设施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预防灾害并非难事,只要国家稳定,注重水利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很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论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

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类型多样,以水、旱灾害为主;水、旱灾害连年发生,甚或交替发生;灾害发生总频率高,除水旱灾害外,其他灾害发生频率低;灾害类型在地域上有差异,水灾集中在下河地区。地形、气候、黄河南迁、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清代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对百姓生命财产造成损害,引发饥馑和物价上涨。蠲免、赈济、抚恤是清政府对泰州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主要救灾形式。     

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

辽代共发生自然灾害13种133频次,又以水灾、旱灾最为常见,各种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总体特征均有一定规律可循,呈现较强的波段性、明显的季节性及鲜明的地域性,且常常数灾并发引发饥荒,加剧灾情。     

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现代化发展之“中国模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前30年,构成“中国模式”的基础与前提。在深刻总结前30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毅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苏东剧变后,又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改革开放的坚持者与深化者。文章认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成就了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同时赋予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救灾工作研究——以1942-1944年为中心

1942-1944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面对发生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树立了＂党领导,民自救＂的救灾理念,实行广泛的抗灾动员,充分调动了各阶层救灾的积极性。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灾政策,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助,使边区渡过了这场自然灾害。针对因灾荒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边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力图解决疫病防治、土地买卖以及人口买卖纠纷等问题,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调动内部力量进行救灾渡荒活动,对当今的救灾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与社会影响——以苏北为中心(1900—1949)

近代以来(1900—1949)苏北淮河流域内多次遭受洪涝灾害和旱灾的侵袭,水灾发生的频率高且破坏力大。水灾频繁的原因不仅与季风气候、黄河夺淮等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人为决堤、治水不力等因素有关,这其中1931年的大水灾影响最为深远。旱灾的发生频率要低于洪涝灾害,且多发生在夏、秋两季节,尤其是1929年旱灾最具代表性。水灾和旱灾给近代苏北淮河流域带了巨大影响,使得流域内的经济失序,生产生活遭受打击,水旱灾害发生的同时也易带来各种次生灾害,同时水旱也破坏了苏北淮河流域内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邓力群与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新疆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进入新疆，主要从事引导和确保“三区”革命的正确方向、使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方接洽、力促新疆军政领导和平起义；多方奔走，为人民解放军入疆做准备等工作。邓力群在新疆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党执政战略的调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党执政具有双重影响：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优化执政环境,改善执政形象,推进决策民主化;但同时也增加了党整合社会关系的难度,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党应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将多样化民间组织的价值追求纳入党现行的政治体系之内;同时建立、健全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机制,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总结党的反腐经验、创新制度与机制建设

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开展的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反腐败斗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重磅炸弹"的腐败威胁,坚定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不断深化制度与机制改革,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文章主要从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视角出发,探索反腐的制度与机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90年群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90年来,党始终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注重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党的群众工作不断开创新的局面。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90年群众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价值取向;创新工作方式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根本出路;建立健全群众工作体制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保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环节;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