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反思

公共权力异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道德现象,与道德密切相关。公共权力异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缺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对公共权力异化进行道德调控是法律、行政调控的必要补充。     

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失范表现与应对策略

政府公信力,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失范主要表现在国家法律受践踏、公共政策遭扭曲、政府职能被滥用及权力异化等方面。政府应通过加强自身信用道德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机制与行政公开机制,建设廉洁政府,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来不断提高其公信力。     

政府信用流失的本体论解析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是政府信用流失的重要外因.就政府本身而言,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欠缺,组织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理念上的缺陷,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政府信用流失的主要内在因素.     

论以德治国与政府自觉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和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部门,应该以道德建设的成效影响社会。以德治国需要政府自觉,政府自觉促进道德建设。政府道德作为行政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成为具有时代精神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典范。     

政府道德：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基础

政府道德是政府构建和运行的价值基础,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伦理基石。政府道德具有初始性、客观性、约束性和传承性四个基本特征。政府道德既为行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又为行政能力建设指明了路径．即以公共服务精神统摄行政理念并切实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巩固权力运行的合理性基础,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论政府公信力及其伦理建构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影响力,它包括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三方面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持续改善。但离"信任政府"还有一定距离。其原因主要是:行政道德缺失,制度与机制不健全,行政行为失范。政府公信力不仅仅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范畴,它与行政伦理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以行政道德为突破口,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推进行政道德制度化,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最终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构筑。     

地方政府间行政一体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近年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冲突现象。文章提出实行区域内地方政府间行政一体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体制创新模式,试图通过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整合地方政府的相关权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设计了地方政府间行政一体化实施机制,对行政一体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高校学术权力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简

学术权力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权力之一。落实学术权力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之义。当前,高校在学术权力方面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学术权力不断弱化、异化与分化。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行政权力、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内部管理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此,明确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边界、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回归学术本源,是解决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重要路径,有利于高校更好地维护与合理地行使学术权力。     

政府行为文明内涵的新发展：行政权力良性扩张

政府行为文明的本质是政府的现代化，政府现代化的本质则是政府发展和行政发展。作为一种抽象的政府行为，行政权力扩张有良性扩张和恶性扩张之分，分别体现着行政权力扩张的必然性与人为性。提出行政权力良性扩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本质是政府发展和行政发展，其结果是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行政能量的增强。无论是从良性扩张产生的原因还是实现的结果来看，行政权力良性扩张都体现着政府行为文明本质要求，是对政府行为文明内涵的发展。     

公共权力异化的伦理规约

政府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进行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属性,是对政府应然状态的确认,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从伦理学角度讲,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伦理规约,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伦理"普遍物"是相通的.     

也论政府的人性假设：政府是公益人与经济人的统一体

政府(及其人员)不论在国内或国际,要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必须履行必要的国内或国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种客观职能决定政府(及其人员)必然是公益人与经济人的统一体。为此,必须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及其人员)的合法行为、合理利益,防范其不法行为、不合理利益。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问题透视与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基层政府领导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信任基础薄弱、公共政策失衡、危机意识不强、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当前应按照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切实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重点是重塑政府形象、强化服务职能、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社会...     

公共政策创新要体现以人为本

公共政策为公共利益服务,创新是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必然要求。进行公共政策创新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强化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构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合作机制、增强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观念,来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

目前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财政资金效益的范畴,绩效管理的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以及效率至上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发展方向,相伴而生的是天价采购、资源浪费、权力异化等问题,这使得政府采购自身所蕴含的公共价值无从体现。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内生于公共价值当中,政府采购对资源的配置、对物品的分配、对利益的调整等,均应以公共价值为宗旨和归宿。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终极指向是为公众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而非仅仅重视政府采购任务的完成和单纯的方法、技术的改进。从对政府采购的公共价值分析入手,从顶层设计、实现路径、协同管理和绩效评估四个方面提出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的框架。     

政府利益内在性的抑制与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强政府信用,也可能背离、侵犯公共利益,破坏政府信用.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导致对政府经济信用、政治信用以及社会信用的破坏,制约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此,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体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使政府保持良好信用.     

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

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尚少有研究给予理论关注。由于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政府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必须把握一些关键细节:把私人部门的主动性纳入到公共政策框架中,发挥政府政策的战略引导和协调作用；政府在施策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施策过程变得更为合理,并加强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一起合作来解决生产领域的问题；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必须保持适当距离,力求使腐败和寻租最小化；为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开拓,最优的政策是对新的、非传统产业的投资进行补贴,并将事前补贴与事后监督相结合；获得补贴的项目必须明显具有提供外溢和示范效应的潜力。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