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义辨

《庄子·天下篇》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清王闿运《庄子注》刊落外、杂诸篇而独存《天下篇》,以为“盖庄子自叙”.梁启超更推此篇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可见此篇在《庄子》一书中地位之重要.《天下篇》首段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成,王有所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试探《庄子·天下》之“内圣外王”思想

《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远古理想社会所存在的“道”，原“一”。其不仅直接阐述了此道，且在评论中也透露出何为“内圣外王”之道，因为他是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评价标准。由此，即可解释结尾处为何出现“惠施”部分。     

“金枝国王”：禅让制起源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禅让制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争讼不息的议题,相关争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真伪,二是其性质。就禅让制的真伪而言,自先秦诸子到古史辨派迄至当今学界,各家证伪之说均难以令人信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佐之以近年来出土、刊布的战国竹书,可以证明禅让制是切实存在的。就禅让制的性质而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自先秦以来,儒家以其为大同社会选贤与能的制度设计,以之彰显圣人之德;其二,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学界多以其为原始民主制的体现。两者都未能阐明禅让制的原初内涵。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确立了一种迥异的"王者"类型——"金枝国王"原型,具有普遍的民族志意义,阐明了国王的起源与本质:国王来源于祭司/巫师,本为用于祭祀的"牺牲"。我国远古时期的禅让制也可归入"金枝国王"原型的范畴。在禅让制中,对"天下"的争相让之,既非出于圣人之德,也不是由原始民主制决定的选贤授能,其实质在于古代的王者常被作为献祭上天神灵的"牺牲",且肩荷重任,受到制度的严苛制约,故民众对王位避之不及。禅让之"让",并非"礼让"、"逊让",实为"避让"。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近30年中国文论核心元范畴“象”研究述评

近30年古代文论界围绕"象"范畴的研究主要从九个方面展开:"象"范畴的发展演变史,"象"的思维方式及审美特征,"象"在创作构思中的作用与表现,"象"的分类及其后世影响,"象"在哲学命题中的地位与功用,"象"的子范畴辨析",象"与"image"的中西对比,意象与意境的探讨,《庄子》散文的"象"言说分析。虽取得部分成就,但在某些方面诸如"象"范畴在先秦的泛化及其内涵、外延,"象"交织、渗透所形成的范畴群落,"象"在诸子和史传散文中的运用,"象"进入文论层面成为元范畴后的内涵与外延、渗透与跨越,"象"所体现出的中国文论范畴之民族特征等,都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源与流,可以说皆由先秦诸子所奠定,《天下》篇作者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精神,纵论天下诸子之学术;而且作者筚路蓝缕,《天下》篇也属中国学术史开山之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如此重要的作品,在作者和内容评价上历来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自“五四”进入“疑古”时代以后,分歧更加明显。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有关《天下》篇著作权的两派观点与论据进行梳理,并且从提供新资料入手,将《天下》篇著作权重归于庄周;二是以惠施为例证,对以胡适为代表用“科学主义”评价名家而至今仍一统天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评价,不仅是对诸子思想的误解,而且是扭曲了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     

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源与流，可以说皆由先秦诸子所奠定，《天下》篇作者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精神．纵论天下诸子之学术；而且作者筚路蓝缕。《天下》篇也属中国学术史开山之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如此重要的作品，在作者和内容评价上历来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自“五四”进入“疑古”时代以后，分歧更加明显。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有关《天下》篇著作权的两派观点与论据进行梳理，并且从提供新资料入手，将《天下》篇著作权重归于庄周；二是以惠施为例证。对以胡适为代表用“科学主义”评价名家而至今仍一统天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评价，不仅是对诸子思想的误解，而且是扭曲了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及其认识论意义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它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背景.庄子之提出"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通过从正面界定其内涵,而是通过考察诸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认识和运用上的偏差而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庄子特色的认识论上的意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主要关涉认识的层次、对象与认识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第22简中的"吾子"探赜——兼论孔子的"知言"观

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篇第22简二见"吾子",从目前所见释读意见来看,"吾子"所指为何有待商榷。"吾子"在先秦文献中较少用于对话双方互称;该篇别简季桓子称呼孔子为"子",孔子称呼季桓子为"吾子",判然有别;且从对几个关键疑难字的释读,全简的重新句读和理解来看,此简二处"吾子"当皆为孔子称呼季桓子之语。简文孔子阐述了在位者不当使民"迷言",体现了孔子的"知言"观。     

略论刘勰对“虚诞”文学的批评观

刘勰在《诸子》篇中表明了他对于"虚诞"类文学的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不合于规矩的,对《庄子》文学特色有意识地进行回避,对《离骚》和《史记》中的"虚诞"内容也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故事"爱奇反经",是一种过失。他在品评这类文学作品时带有非常明显的宗经意识,这表明了他对"虚诞"类文学作品价值认识的局限性。     

班固“采诗”说的风俗维度

班固描绘、构建了先秦"采诗"制,对所采之"诗"的风俗内涵与价值功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视"知天下"为旨归,欲借此以知"风"、"俗",进而实现其"移风易俗"的风俗政治理想。基于同样的思想维度,班固又对汉乐府"采诗"的风俗意义予以了现实审视,这呈现了其"采诗"说的另一构成及其风俗维度的其他侧面。深入研究可见其在风俗学、《诗》学研究领域及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意义。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论诸子的相反相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光辉时代。当时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所谓“百家”,意在表示其多,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汉初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确实是得其要领。百家之学的特点是,各自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各自独立阐扬其所见,共同构成群星灿烂、文化高度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