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天下篇》的两个问题

中国哲学的源与流，可以说皆由先秦诸子所奠定，《天下》篇作者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精神．纵论天下诸子之学术；而且作者筚路蓝缕。《天下》篇也属中国学术史开山之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如此重要的作品，在作者和内容评价上历来却存在着重大分歧，自“五四”进入“疑古”时代以后，分歧更加明显。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有关《天下》篇著作权的两派观点与论据进行梳理，并且从提供新资料入手，将《天下》篇著作权重归于庄周；二是以惠施为例证。对以胡适为代表用“科学主义”评价名家而至今仍一统天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科学主义”的评价，不仅是对诸子思想的误解，而且是扭曲了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庄子·天下》学术史意义札记

《庄子·天下》把先秦的学术发展史分为“道术”、“方术”两阶段。“方术”阶段的诸子思想各有发展变异,一条路线是以社会利益为本旨,另一条路线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检讨若干有关先秦哲学思想的问题：老聃与关尹、孔子的关系,《天下》的作者、著作时代及学术倾向,《天下》对老聃、庄周的评价等。本文采掇众说,参以己意。     

《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义辨

《庄子·天下篇》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清王闿运《庄子注》刊落外、杂诸篇而独存《天下篇》,以为“盖庄子自叙”.梁启超更推此篇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可见此篇在《庄子》一书中地位之重要.《天下篇》首段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成,王有所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论诸子的相反相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光辉时代。当时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所谓“百家”,意在表示其多,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汉初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确实是得其要领。百家之学的特点是,各自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各自独立阐扬其所见,共同构成群星灿烂、文化高度发展的局面。     

《庄子》中的“畸人”形象刍议

《庄子》一书,描绘了若干身体畸形的人物的形象。特别突出的是《德充符》篇,连续描写了五、六个面貌丑恶、奇形怪状的“畸人”的外貌、美德,简直可以称之为“畸人列传”,《庄子》对残丑之人的描绘赞颂,在中国先秦诸子之作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了《庄子》的哲学、美学上的独特观点。本文拟对《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略抒管见,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关于《原君》的中心论点

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写的《原君》,是一篇笔锋锐利、说理透彻的政论。这篇政论的中心论点是什么?作者是怎样阐述的?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原君》之“原”,是探求、察究的意思。原君,就是对君主的起源和职分的探讨,简言之,就是关于君主的论述。那么,作者是以什么问题为中心论点,对君主进行论述的呢?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文章一开始,上溯到人类社会之初,指出君主出现以前天下的状况(注:作者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有生之初”的原始社会阶段没有私有制,哪里会有自私自利的观念呢?)“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     

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之所以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是高扬直觉主义而对理智主义和科学方法进行批评的哲学。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借以比较中西文化,批判唯科学主义,这是梁漱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欲以生命哲学去抉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理”,将西方文化导向中国一路,以此证明儒家的人生态度具有独特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首先,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其次,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所以说,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有着创新的勇气、扼要的手段与平等的眼光,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实现了“范式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其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观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已经形成,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但要旨得以保持,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中继续构成深沉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需要深切体察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追求公共权力运作的普遍合理性,严格制约公权力的私有化,在公私张力场域把握合理的中道。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 一个反思性述评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使哲学更加贴近实践——读陶富源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版)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哲学变革,其目的在于克服旧教科书体系的系列缺陷,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探索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使哲学更加贴近实践,有两层涵义.一是,要以科学实践观为透视点,对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关系进行理论反思并形成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二是,就当前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实践就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陶富源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正是这样一部集中反映上述哲学变革成果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科学思潮的失真——重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被定性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似乎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科学思潮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植于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广泛深入的科学实践,并且存在科学派和唯物派的内在分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潮,而是一种前科学的科学主义。它传入时正当民族救亡之际,填补了五四反传统之后的形而上价值空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五四之后,科学思潮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摒弃了求真的精神。中国科学思潮没有实现中西接轨,反而因其失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