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梁宗岱与象征主义

梁宗岱与梵乐希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结成异国之交。在对梵乐希纯诗理论的接受与传播中，梁宗岱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纯诗理论整体观论的第一人，又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诗论家。他为诗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纯诗论体系，这由象征主义诗论以及梵乐希象征主义纯诗论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而来，或者说梁宗岱用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象征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中国化阐释。     

梁宗岱诗论的学术背景及现代价值

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它从法国象征主义及德国歌德古典浪漫主义汲取诗学元素及精神气脉,追求“诗与真”,主张“纯诗”,醉心于“象征的灵境”。其诗论既有对同代诗论的超越,也为后来的现代诗学提供前瞻的视界。梁宗岱诗论是继近代学者王国维推崇的诗学本体价值之后的自觉承传者。他将中西诗学概念置于同一平台,试图建立一种跨文化的本体诗学范畴,有开阔的视野与襟怀,在中国现代比较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值得今天学界重视的中国现代早期诗学家。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作为诗人的梁宗岱

作为新诗理论家的梁宗岱已逐渐为人所知,实际上,梁宗岱还是较早用白话写新诗的诗人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实践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应该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梁宗岱的诗好用比喻、通感,诗意繁复朦胧,具有“繁复的象征”的特点,就爱情诗来说,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在美学和诗艺上都达到一个独特的高度。梁宗岱的诗更为强调诗歌本身的艺术创造,这实际上成了梁宗岱接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客观基础。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梁宗岱小诗的创译跨界与纯诗化探源

虽然同为五四小诗运动的主将,但梁宗岱与冰心、宗白华等人所接受的东方诗学渊源不同,他从中学起一直接受纯西式教育,浸淫欧洲文学多年,对于小诗的定位和创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西欧诗学立场。自欧洲留学以来,他采用创译跨界的方式来应对小诗创作危机,获得海外文坛的热切回应与思想共鸣。与此同时,他积极探溯西欧诗学的源头,从契合求真的象征主义诗论中重新发现韵律的必要性,并提出和确认诗人宇宙意识的永恒推动力。最终,将小诗纯诗化的实践付诸于旧体小词的创作上,这不仅可以看出梁宗岱试图消泯诗体之中西、新旧、大小偏见与壁垒的努力,也为小诗乃至新诗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由外观内、审度改造的内生增长模式。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论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和而不同

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及接受语境的拘囿,自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后,纯诗理论必然会发生变异,具体体现为中西诗学追求的差异。但作为一种源于西方而在中国应时而需的美学概念,由于中西诗坛艺术目标的一致性,西方的纯诗理论和中国纯诗写作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指向。纯诗写作受到中国现代诗界的广泛认同,现代诗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扬弃,让纯诗理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精进和品质提升。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中国现代智性诗的特质——论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以往论者多探究卞之琳诗歌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该文侧重论析卞之琳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养分,融入自身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并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和东方智慧.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歌的选择和转化,不仅新拓了诗美领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事实上,卞之琳对瓦雷里的译介是其接受瓦雷里影响的重要途径。结合二者具体作品,从诗思（＂结晶＂态度、智性品格、元诗意识）以及诗艺（＂意象群＂的重叠、格律诗体的运用、对诗艺的重视）两大方面对卞之琳诗歌创作受到的来自瓦雷里的影响作出了探讨,可将卞之琳对瓦雷里的继承与发展作出较为全面的阐发。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中的福楼拜

在福楼拜研究史上,社会历史批评曾是主导性的批评方法之一。本文从这一视角入手,对世界范围内福楼拜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的主要成就作了初步的勾勒,梳理了福楼拜时代以来批评界的重要人物如圣勃夫、瓦莱里、卢卡契、巴赫金、萨特等人的主要观点,描述了福楼拜研究史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使用的多种形态及其当代转向。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论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与中国党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使党始终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着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漫长的探索 艰难的移植——论金斯柏格对塞尚绘画艺术的研究和借鉴

金斯柏格独特而全新的诗歌艺术是继承和发扬诗歌传统 ,借鉴和改造其他门类艺术成就的结果。其中法国印象派绘画大师塞尚的创作风格曾极大地影响并启发过金斯柏格的创作。经过数年的研究 ,金斯柏格终于成功地运用词语并列、意象的跳跃、荒诞的修饰等手法将塞尚的创作艺术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细读与表现——北岛的诗歌翻译观述评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体现出的诗歌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知音的身份进行细读的翻译理解观,以及用纯粹有力的语言重塑节奏的翻译表达观。北岛的诗歌翻译观属于表现的翻译观,与传统的再现的翻译观有根本的区别。认识并尝试建构表现的翻译观对于解决当下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建立良好的诗歌批评机制、提高译诗质量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临川方言和唐宋诗词格律对应举偶

临川方言保留了唐宋时期语音的许多特点,素有“中古汉语活化石”纳美誉。文章从方言和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入手,在粗略介绍临川方言形成和语音特征的基础上,以唐宋诗词为例,考察和比照出临川方言语音与唐宋诗词中平仄和押韵的部分对应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临川方言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