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论朱熹“明违而阴从”之诗序观

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本文认为从知识和伦理层面进行分析,朱熹反对小序实是＂明违而阴从之＂。本文针对朱熹《诗序辩说》《诗集传》中关于诗序的思想,对比以郑樵《诗辩妄》,力图略尽此意。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而得朱熹。宋儒杨时(1051—1135年)、罗从彦(1072—1134年)、李侗(1093—1163年),都是闽之延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延平在宋朝称南剑州,杨、罗、李被称为“南剑三先生”。朱熹(1130—1200年)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学术界议论不一,有的指出朱熹对三先生是不满意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但尚须做具体分析;有的断言,二程思想经杨时“道南”,再经罗从彦到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如何看待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下面从几个侧面作点粗浅的探讨。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对朱熹悼亡诗的研究,对于还原朱熹的人生经历细节、窥探其思想交流承受皆有一定积极作用。     

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在寂寞和忧郁中唱出的凄婉歌谣──浅论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

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突出地体现于她注重抒写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对人生与人性的深切关怀与悲们情怀,以清纯透明的"平常心"感受人生,观照生活,使其散文闪耀着人道主义的理性之光;"散文的小说化"既是萧红独特的叙事策略,也是其独到的美学风格。     

林纾传记文史传艺术探析

林纾的古文创作深受传统史传文学影响。其内容多叙日常事,写平凡人,细节典型且深挚感人;艺术形式往往精心结撰,结构绵密,擅长细节刻画与场面描写和情境营造与气氛渲染;风格庄谐相得,雅俗共赏;情调多深婉哀凄。     

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在比较的视野中看李华的骈文成就

李华的文学成就以古文称著，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辉的地位。然而，李华的骈文是其古文成立的基础。在中国文类发展史中，李华的骈文乃是介于六朝骈文和唐宋散文之间的一个亚类。对李华骈文代表作的分析表明，其骈文不仅影响了唐宋古文，还对宋四六的形成起到了范型作用。此外，李华的骈文对研究中国韵文体寓言的缺类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归有光散文的中庸性

归有光以一系列抒写自己的身世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琐事的散文而闻名于世。深得情理之间的中庸性是这些散文的突出特征,而这种中和之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心性特征以及散文这种文体发展的历史趋势等诸因素都有莫大的联系。这种中庸性也赋予了归有光散文在散文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林清玄散文的人文精神

无论林清玄的皈依佛门之前还是之后,他散文的基本精神都是人文的。林氏散文体现了佛家与儒家、墨家、道家以及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的交融,而这种交融明显是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倾斜的。他的佛学散文稿基本上是对佛法作了合乎人本的俗解;亲情、乡情是其百写不厌的主题;文中展示的清欢境界明显带有道家风范。林清玄散文为人文精神这一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作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诠释,具有后工业文明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     

林语堂传记创作的现代性诉求

以小品散文、长篇小说写作著称的林语堂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在海外期间,林语堂用英文创作《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两大历史传记,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强烈反响。本文结合林语堂各个时期在传记方面的所为,并以海外时期传记创作为主体评述内容,试对他的传记创作思想进行总体归纳与评价。认为林语堂在追求传记文体形式、笔调改革以及人格意识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取向。     

陈三立散文渊源探析

陈三立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和古文家，是“同光体”的领袖人物。本文拟通过参照与其同时代人的论述和其散文创作实践以及对他人文章的相关评语，以史说史，以文论文，归纳出其古文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传统，取法桐城却不同于桐城，此外又博采众家之长，蔚然成散原之文，在近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