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探微

王闿运以其独立特行的狂狷个性招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载体：史学研究领域亦毁亦誉的《湘军志》,褒贬相杂的经学研究,扬抑相随的文学创作,毁誉相参的幕宾生涯,誉不及毁的国史馆长任职参。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主要原因为：评价者立场、观点的矛盾,体制外批判者的遗害,桀骜不驯个性的危祸。“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给王闿运造成的负面影响：葬送了他的仕途,熏陶了少数“另类”弟子,妨碍时人、后学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王闿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闿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闿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闿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曲直自有后人评说——读《湘军志》与《湘军记》

王闿运写的《湘军志》与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同是记述湘军的史书,但由于撰者的态度有别,出书后受到的待遇也根本不同:王闿运受到当事者的恶毒攻击,《湘军志》遭到毁版的厄运;而王定安和《湘军记》则受到当事人的优礼待遇和吹捧。然而,史书的价值要由历史来评判,百年以来,二者受到的后人评说,和当时当事者就完全两样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自以为功在自己创办的湘军,故此打算修一部湘军史志,自表功烈。然而,志书议而未编,他就死去了。光绪初年,其子曾纪泽依照他的遗愿,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自1877年至1881年撰成《湘军志》。可是,当曾国荃等与湘军有关者看到初版的《湘军志》时,皆大为震怒,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郭嵩焘攻击《湘军志》是“诬谤之书”,追索其版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以地域论诗,湖湘派在近代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绵延半个多世纪。其倡导的“骚心选理”之诗学宗趣,骚心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与湖湘之地崇尚《楚辞》之传统相契合。而选理则是形式层面的体现,实质就是强调摹学汉魏六朝诗歌的书写特征。但是,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作为文学的诗歌,深受当时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骚心选理”肇始之初,湖湘派内部就存在着与开创人和领袖者王闿运对其不同的理解。以后又多有修正和维新。即使是王闿运本人,其对“骚心选理”的诠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湖湘派在近代诗派中能够续存最久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王闿运注释庾信《哀江南赋》纠谬--兼论《哀江南赋》注释的基本源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魏六朝别集类中,收有清末王闿运撰写的《哀江南赋注释》一卷,视为庾信《哀江南赋》的一个注本,这是收书的失误,该注释是王闿运为自己的作品《哀江南赋》所撰。     

略论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客观评价问题

王闿运的诗文作品虽然模拟之迹明显,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专事模拟的“老古董”。在内容上,王作能切近现实社会问题,表达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以及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王氏求新求变,形成了以境界高远、风神壮阔、情动于中、含蓄蕴藉、工于炼字、清绮雅洁为主要特征的独特风格。造成王闿运诗文被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局限、时代因素和论者偏见兼而有之。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