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     

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佛教类语料构词法的发展

很多学者对中古时期佛教类语料中的复音词和中土文献中的复音词做了定量-定性式的研究,得出了大量可信的数据.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发现中古时期佛教类语料的构词法与中土文献的构词法是同步发展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佛教类语料中单音词复音化的程度与中土文献基本保持一致;佛教类语料中复音单纯词和复合词的能产性与中土文献略有差异,但总体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佛教类语料和中土文献中都是联合式构词法的能产性高于偏正式构词法,佛教类语料中其余五类构词法的能产性与中土文献基本一致.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曹植私制鱼山梵呗如何成为中国佛乐的标本

正如仓颉被认定为汉字的创造者,曹植因其帝王世胄和不世出的文艺天才和佛道修为,被佛教史家推定为中土佛教音声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坚持相信,鱼山梵呗之所以被立为标本,是因为曹植"拟其声而制梵呗",而且"冥合西域三契七声"。这种因感佛助而极具创造性的拟仿而不是照抄,既能很好地契合中土语文与音声的特点,便于中土广大佛教徒学唱;又能遵循佛教音声以"本行之音"传达"无相之旨"的"声文两得"原则。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高昌衣物疏的演变及衰落原因

随葬衣物疏习俗在高昌延续了近三百年,依据疏文中体现的信仰内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衣物疏主要体现中土的阴间观念,写法与汉魏物疏基本相同.第二阶段佛教信仰开始渗入衣物疏,佛僧也加入到书写队伍,但疏文仍保留较多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内容.第三阶段衣物疏日趋衰落,并在佛教地狱、轮回等观念影响下,最终被功德疏取代.宗教信仰改变是衣物疏衰落、被取代的主要原因.     

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兼论中土接受佛教净土信仰的思想基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过程,最终与儒学、道教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佛教思想能够在中土传播、生存、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已多为前人所论。而发端于山西并流传到各地的净土信仰中土化之原因,即净土思想传人中土并为汉人接受的思想基础是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隐净土思想包含着汉文化与净土信仰在西方意义上的沟通、汉人对西方神秘世界的探索以及儒家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等内容。     

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徐州地区的流传与影响

徐州位于黄淮海平原,自古经济发达,交通便捷,文化兴盛。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逐渐在神州大地传播开来。徐州作为中国古代多种宗教汇集之地,这里佛刹林立,高僧云集,为当时佛教重镇,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论中国山水画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学道参禅的比比皆是,有的本身就是和尚或道士,在他们的绘画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道释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趣、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深刻,从庙产传承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从僧侣的姓名可见魏晋门阀谱牒和宋代宗谱的影响。宗法制度是深层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佛教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本土文化后不得不主动改变自身来迎合它。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