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法则·自由的内在统一--康德的道德客观性思想述评

康德的伦理学一方面强调的是道德主体性思想,但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的规范性和合法则性.康德通过对道德义务、法则、自由观及其内在联系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其道德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内在统一的重要思想.     

"义务"与"生活"的分歧及和解——评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康德所主张的义务优先、道德至上的方式是对真实人性的背离。道德的生活并非唯一有价值的生活，在现实中也根本不存在完全遵从先验道德法则的圣人，只存在有着丰富情欲和主观意愿的经验个体。因此，伦理学的关注核心应从“我的义务是什么”转到“我应当如何生活”上来。威廉斯的批判并非“稻草人谬误”，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威廉斯对康德伦理学现实向度及其作用的理解仍旧不够深入。尽管康德得出的法则是先验的，但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义务的强调以及付诸理性的道德信仰，使得这种先验法则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在经验世界中有着重要的范导作用。道德义务与现实生活并不是彼此否定的对抗性关系，义务无生活则空，生活无义务则盲，两者应当保持一种适宜的张力以实现和解。     

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评价——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

以"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为视角阐明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从康德的原著中直接把握到的基本线索;从试图应对现代性问题出发,借助对"义务和道德法则的普遍理念"的阐明,康德建构了一套关涉"目的论"和"自由"的道德学说;这一学说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也有其基本的理论限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则为我们认清这一限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价值,也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和建构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康德义务论的自律性及其来源

在康德那里,义务是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必依之而行的准则,准则的标准是道德法则。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强制性,因此,义务也就具有了规范性。义务的动机性来源于义务本身。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性是行为的理由;那么,义务就是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的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它所依据的准则内在地具有可普遍化的法则的形式。法则还要借助于意志本身而起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义务的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统一的意思表现为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并同时愿意去遵守那个法则,这就是意志自律;这样自律便成了义务唯一的可靠的来源,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准则与法则的统一、规范性与动机性的统一,并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结合起来,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自由。     

康德德性义务的道德哲学解读

康德通过对传统德性品质观的批驳,确立了德性范畴的新内涵,将德性视为遵循义务法则时意志的道德力量。在他看来,德性力量的本质基于主体自我内在的自由原则,其全部的职责在于与违背道德法则的恶做斗争,从而获得德性赞誉。德性行动的普遍规范意蕴虽来自于义务法则,但由此形成的德性义务却不同于德性本身,主要表现在自我和他人两大义务目的上。康德提出的关于德性-义务范畴的新理念,开辟了西方德性论发展的新视野,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德性存在的价值意义及探究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转换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浅析康德道德法则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康德普遍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的论述,分析了康德普遍道德法则形式上的重要性,指出了康德道德法则的意义：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要明确责任义务,强化道德自律,内化道德信念,发扬道德理性的作用。     

浅析康德道德法则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康德普遍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的论述,分析了康德普遍道德法则形式上的重要性,指出了康德道德法则的意义: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要明确责任义务,强化道德自律,内化道德信念,发扬道德理性的作用。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     

普遍性与相互性——论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分野

康德的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的真正区分 ,既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利益”上的差异 ,因为康德道德哲学也讲利益的问题 ;也不是通常所谓的“动机—结果”上的差异 ,因为功利主义的行为也有动机的问题。二者的真正差异在于方法论方面。康德为了全面贯彻其先验的方法而在道德领域中强调法则的普遍性 ,而功利主义则“社会利益总量的增加”的原则下 ,立足于个体的立场 ,关注个体间的相互性问题。     

美国法上的“危险病人”例外规则——以精神病医生的拒证特权为中心

精神病医生一般掌握了患者的许多隐私,这些信息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医患间的信任是病人成功治愈的重要前提。但是对于某些具有危险性的病人,如果其企图侵害第三者,医生有没有向有关机关报案的义务,在刑事案件中精神病医生是否应免于作证,这种作证豁免有无例外,如何在病人隐私和公众安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这就是美国法中"危险病人"例外规则所涉及的内容。这一规则对我国拒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康德的“勿说谎”是一条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康德将“勿说谎”纳入义务论范畴,并将之视作理性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基于不同的康德著作,学者们在将“勿说谎”理解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的完全义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在分析康德关于义务类型的不同划分基础上,从德性与法权的区分出发,认为不管是依据康德文本还是其义务理论的内在结构,“勿说谎”义务都应该被理解为一条对于自己的完全义务。     

论广告侵害著作权的责任界定——以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广告侵害著作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注意义务的认定是界定各主体侵害著作权责任的关键。以可预见性及结果回避可能性作为判断标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负有审查广告是否侵害著作权的义务,广告发布者无此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只有具有共同故意才构成共同侵权。在修订《广告法》之时应明确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广告侵害著作权时的责任。     

自由与责任: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概念。但分别从自由出发和从责任出发来处理责任-自由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即权利在先意识和责任在先意识。分析这两种主体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运行,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当代中西方政治生活的差异性。在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人在选择中至少面临一种“想要选项”;而责任概念的关键点是个体面向未来、他人和它者。权利在先意识引导着自由主体性,在政治生活上主张把某种普遍的“想要选项”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政治称为权利政治。责任在先意识所引导的责任主体性,则把政治生活奠基于主体对未来、他人和任务的深入理解,要求每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并对政治家的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这便是问责政治。这两种由不同主体性所承担的政治体制各有利弊,简单地互相否定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任何好处。     

侵权法中的作为义务探究

国外立法例对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理论界对作为义务的研究在结合中国司法实践方面略显不足。对于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探究,应当将国外立法例、中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情况结合起来。中国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设计应当遵循如下思路:无须在一般条款中明确作为义务;合同约定不应成为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不应当规定一般救助义务;作为义务来源应当具有层级性,且该层级性应当以重塑安全保障义务为中心。     

从多视角看女性职务犯罪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职务犯罪问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重点犯罪之一.研究表明,随着女性政治资本的获得的增多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女性职务犯罪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当前的女性职务犯罪不容忽视,预防和控制女性职务犯罪亦十分严峻.     

论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重视权利的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基于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范畴,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按照“公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为了摆脱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原则传统的误区,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面目,须厘清权利与义务及二者的关系。     

无限好客与永久和平——与德里达一起思考勒维纳斯与康德在和平观上的对立

当代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文明对抗愈演愈烈,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所倡导的和平理念似乎与今天的人类渐行渐远,难道理性乃至启蒙理性出了问题?勒维纳斯起而反思康德的和平观。归纳起来看,勒维纳斯和康德在和平观上存在四个方面的尖锐对立:在和平的起点上,康德认为和平始于公民社会,而勒维纳斯则诉诸前自然状态;在和平的根据上,康德认为其基础在于理性和自然的合目的性,而勒维纳斯则归之于脸和他者;在和平的实施与人的道德(善)之间的关系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进步与道德的提升没有任何关系,而勒维纳斯则指出,没有善就无所谓和平;对于和平的核心概念,如相邻性、好客等等,康德将其认作有限的权利,而勒维纳斯则把它们视为无限的责任。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对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补充和深化。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把勒维纳斯的“好客”理论变成康德“和平论”的基础,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文明之间是否会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解构理论的立场上剖析,勒维纳斯的和平观也蕴涵着另一种危险。     

论缔约中信息披露义务立法正当性及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虽然能在现代契约纠纷的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并未被中国《合同法》接纳为一般性先契约义务。其障碍主要来自于作为中国《合同法》基础的古典契约法理论中的主体假定和契约模型预设。然则,在现代交易环境和新契约法理论的双重夹击下,古典契约法理论存续的正当性已被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对披露义务在古典契约法理论上的立法障碍进行全面解构,并依托建基于现代契约特点之上的关系契约理论求解该义务的立法正当性和价值,应能为中国《合同法》尽早采纳该义务并建构起完善的先合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著作权侵权中审查注意义务的司法认定——以民法上的注意义务为基石

著作权侵权行为适用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作为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其判断标准可以客观化,即以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著作权侵权行为中的审查注意义务是判断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民法上的过错理论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审查注意义务的判断提供了借鉴。著作权侵权行为区别于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在借鉴民法上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和方法时,需要结合著作权的特点、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司法政策等来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