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生死主题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欧美小说发展史上一名重要的开拓者,她关注社会,关注灵魂,从精神的高度重复远古时代人类“生与死”的主题。其小说创作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颇具特色、发人深省。她的主要小说《达洛维太太》和《海浪》表征了她独特的生死观———向死而生,超越死亡。     

《小城之恋》与《呼啸山庄》的超文本性研究

探讨《呼啸山庄》与《小城之恋》之间的超文本性,认为《小城之恋》产生于《呼啸山庄》片段的“二度”结构,它嫁接了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恩肖的爱情:爱的萌芽、爱的炽燃以及爱对他们的毁灭,并以此作为整部小说的框架。     

《现代启示录》的启示--初谈由小说到电影转化的可能与重现的不可能

借用了英国作家康拉德名作《黑暗之心》的结构的影片《现代启示录》,堪称越战电影中的扛鼎之作。它虽拍摄于 1979年,但 9·11之后再次受到影界重视。在创作上,这部电影对由小说到电影的艺术转化与重现有启示意义。小说中由语言刺激而唤起的概念的形象与电影中由非语言刺激唤起的概念的形象在形成唤起的概念的形象后均会失去各自的实在性而变为人脑中“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此意义上讲,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与以画面为载体的电影,虽有艺术门类之别,但不一定不能相互转化。但是,小说的非空间性与电影的非时间性又是二者间的鸿沟,因此,由小说到电影虽可实现转化,但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各个要素却无法被电影完全重现。因此《现代启示录》的成功就在于它只在主题意蕴上对《黑暗之心》有所借鉴,发挥电影的艺术优势,却从不僭越由小说到电影虽可转化却不可能重现这一原则。     

白先勇《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

白先勇认为,“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本文试从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与杜甫《秋兴八首》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对照入手,说明杜甫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诗意的世界──从沈从文、王小波笔下的湘西·凤凰说开去

王小波被称“文坛外高手”、“天才作家”、“当代中国的一个谜”。他的代表作例代三部曲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组成,共九部中长篇小说,上百万字。其中,收入精铜时哪中的长篇《万寿寺》是～部意趣横生的小说,小说的基本特点是“穷尽想象。”《万寿寺》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哦”是一个在北京万寿寺上班的知识分子。“我”被车撞伤,成了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我”在万寿寺看到一部小说手稿,这手稿其实就是“我”写的。手稿上写的是唐代传奇人物薛嵩和红线的故事。薛嵩在长安花钱买了一个湘西镇守使的官,来到湘西凤…     

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从后殖民主义视野解读V·S·奈保尔的《抵达之谜》

奈保尔是一位通过大量作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当代英语作家。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奈保尔的半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分析他作为一位“流放”的知识分子在这部小说中和现实中的文化心理,同时通过与赛义德等其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观点的比较,阐述奈保尔的文化世界观,即西方的先进文化不一定总是表现为殖民性,积极的“流放”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有利于第三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罗尔斯的局限,全球伦理的神话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勾勒出了一幅自由主义的政治图景。然而,这幅图景的合法性仍依赖于“无知之幕”的形式论证。其实,如果抛开单纯的伦理视角,引入历史的维度,我们就可以看到“无知之幕”只是与特定社会条件相适应的,这就导致了同样的论证方式无法推衍出《万民法》中的全球伦理体系。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而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     

《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

《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作者刘勰是参照《周易》数理阐明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所以在书中作了专篇论述;其中“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兑”、“离”、“巽”、“坎”八卦,所以统一列入《体性》篇。“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分组关系表明,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之时,是以文王八卦序列为模型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主要由《周易》表述的古代宇宙哲学。     

色情故事掩盖下的市民意识形态

《金瓶梅》和《贞洁的厄运》都可以归入性小说之类,两部作品充满了色情的内容,但它们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又得到众多学者的承认。在这两部作品产生前后,法国和中国都有过性文学的短暂繁荣。文章试图对这两部产生于不同世纪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做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探讨其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和小说所体现的主题及实现主题的不同手段,进一步认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出现的“色情作品”的美学和社会意义。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

该文考察了王国维从<文学小言>到<人间词话>再到<人间词话选>中关于"三种境界"说的历史演变,辨明他对言说对象不断调整和拓展的过程.在对王国维所引3首词原词词心词境考索的基础上,揭示它从渐修以至顿悟的逻辑关系和立足于诗人人格锻造的人文精神实质.由"三种境界"的理论内涵,可以贯通王国维构建的境界体系."三种境界"说的形成不仅与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思想有关,而且它以文学话语来建立人文理论的方式,也与王国维特殊的个人"性质"密切相关.     

论王梵志“翻着袜法”

王梵志的“翻着袜法”既是一种写作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法,其特征是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构思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方法反常合道,使诗产生奇趣,也被许多古代作家所采用。王梵志注重“意新”而忽略“语工”,是其“翻着袜法”的不足之处。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王维开元行踪求是

文章考察的王维"开元行踪",主要是以其"知南选"为研究的中心。认为: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年秋,自长安经大散关入蜀,"知南选"于黔州。翌年春正月事毕,在渝州顺长江东下至夏口,然后逆汉水直抵襄阳,并于南阳临湍驿与神会等"谈经数日",旋北归长安。翌年改元宝,唐玄宗下诏,文武百官九品以上者,连升两级,王维由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擢升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胡适辑《神会语录》,均称"侍御史王维"者,即皆因此而始。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教育时间学》出版十年反思与前瞻

《教育时间学》出版十年来 ,作者对教育时间学这门形成中的学科的若干基本问题不断反思 ,形成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作者同时认识到 ,教育时间学要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作者将团结同道继续努力。     

《林黛玉进贾府》人物出场艺术

《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主要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母、王熙凤、贾宝玉等,以各自不同的音容笑貌艺术地走到了读者的面前。这种次第井然的出场艺术,先闻其声的出场艺术,未见其人的虚出艺术,欲扬先抑、欲赞还讽的出场艺术,值得《红楼梦》阅读者学习借鉴。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高校更名现象——“北京科技大学”更名始末

上个世纪80年代朱、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各高校纷纷更名现象,北京科技大学也在其列。王润教授作为北京钢铁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和北京科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亲历了这次校名更改的全过程。文章就校名更改的原因、经过、社会背最、更名意义等问题与之进行了访谈。通过这一案例,也可窥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斑。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