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使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伦理实体。充分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及价值,对加强企业的伦理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责任

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现代社会中伦理责任的含义进行讨论,阐述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辨证关系,强调科学价值的非中立性,并指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外,还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责任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基础

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关系的观念呈现,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价值观念的自觉重构,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责任伦理作为实践主体的伦理自觉,符合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与核心价值体系正相契合。因此,成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基础。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伦理的关联性及价值

基于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考察了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伦理中的相关性及价值。认为儒家伦理的义利观、相互性原则、中庸之道等,与现代企业伦理的伦理责任、心理契约与组织承诺、现代企业家精神等在一定意义上相互融合,具有相通性。如果说,儒家伦理为现代企业伦理提供了有效的道德价值、知识图景与伦理之道,那么,现代企业伦理则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现实载体和价值实现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反伦理现象及其应对

反伦理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尤为凸现,一些政府和企业自觉或不自觉陷入反伦理泥潭;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其它社会责任,企业舍“义”取“利”的错误价值导向是其直接诱因;而促求内善与外善、经济人与道德人、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乃是当前应对反伦理行为的根本举措。     

现代慈善伦理的价值重构与彰显

认为现代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的重构,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出通过培育慈善文化、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慈善组织等路径,不断彰显现代慈善伦理的价值,从而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论生态伦理的时代自觉及其实践路径

生态是自然的状态,人类生存于自然环境中,有史以来就应是生态的和谐存在与发展。在农耕时代,人类虽然不自觉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却是敬畏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而符合生态伦理的。然而,近代以降,人类的工具理性大加凸显,自然生态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破坏,人类也在破坏过程中觉醒生态的意义与生态责任的承担。而实践生态伦理的路径或者说发展生态伦理的指向应是全社会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公共政府的责任担当。     

环境伦理: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

如何从科学走向伦理学 ,从生态学走向环境伦理学 ?在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面前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它们各有其真理性一面 ,但却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

现代西方伦理学不仅充分发挥了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道德价值观念体系提供辩护和论证的功能,而且在建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精神方面起到了不吝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它在19世纪中期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合理性危机。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如何应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危机问题上,一些西方伦理学家主张把现代西方伦理学看成一项未尽的事业,另一些西方伦理学家则主张用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取而代之。由于未能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层面来寻找现代西方伦理学陷入合理性危机的根源,西方学者应对危机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复归与重构——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问题探究

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亦是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中心论题。麦金太尔道德合理性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对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刻剖析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完全占据了道德的中心位置,人类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要么接受后现代的道德虚无主义。麦金太尔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种德性论为道德实践提供合理性说明,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而重构道德合理性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复归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     

略论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重视工具理性和责任伦理,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人的不完善性,相信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人也因此应审慎地对待事物;同时,它重视自发秩序在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提倡尊重传统、惯例和习俗,慎言革命,关注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等,这种价值观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特征,它既有优点,也有其缺陷,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应对。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论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人民群众的心理向背是执政道德合理性的根本之所在。执政道德合理性不仅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而且还是执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对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叔本华视野中的伦理学建构

为了解除理性在道德领域的危机,叔本华以意志本体取其而代之.意志是叔本华伦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是叔本华视野中伦理学建构的出发点.叔本华在对意志范畴进行阐述时,表明了意志本体代替理性本体的伦理学意义,建立了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