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锦瑟》解人难"

古今人们对李商隐<锦瑟>一诗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有风流说,有失恋说,有奏乐说,有客思说,有自题说,有悼亡说,有自伤说,有政治说等.笔者以此诗为既悼亡、亦自伤之政治诗.自古以来误解此诗有其主观原因,亦有其客观原因.     

诗禅"妙悟"的相合相离

作诗与参禅都讲求"妙悟",诗禅在"妙悟"上有互通共融之处,同时诗禅"妙悟"又在语言载体、"悟"程度及功夫积累等多方面存在差异,"相合相离"是诗禅"妙悟"的特点,也使诗与禅呈现出若即若离状态.此外,"妙悟"说亦在书法、绘画、曲乐等多方面运用,是多种"工巧技艺"追求的高超境界.     

文人"墨戏"与宋诗意韵

以水墨传达情韵、以线条展现骨气的文人"墨戏",明确了中国画以诗为魂、以书立骨的发展方向.宋代文人在翰墨游戏中以诗意入画,以书法的笔墨作画,其书法又与诗法相通,从而使书画艺术与诗歌创作相互渗透,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这不仅导致士人画的兴盛,对宋诗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以画境和书法入诗,丰富了"以才学为诗"和"以文字为诗"的宋诗意韵,便于出新意而自成一家.就文艺思想而言,主张用自然的"天眼"观物,解脱束缚而得"游戏三昧","天机"骏利与"胸次"清旷彼此关联,意境的创造与人格的涵养互为表里,以贯通诗书画的情韵和书卷气,表现超凡脱俗的心灵和人格理想.     

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

学界关于唐人王昌龄的"意境"说,一向歧义互见,争论不断.本文试从佛学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王昌龄"意境"说,是其"诗有三境"说之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而其"诗有三境"说,主要由熔裁佛学"三识性"而来.所谓"诗有三境",指诗有三种审美心灵品格与境界.从佛教美学角度分析,所谓"物境"、"情境",仅"物累"、"情累"而已.惟有"意境"作为"真"境,才是无悲无喜、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死无生之空灵的一种"元美"境界,在本体上,"意境"趋转于空与无之际.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

"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综观20世纪以来的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内容上有从"唐宋诗之争"出发对诗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有关于唐诗、宋诗研究的,有从清代诗坛风气、诗学演变立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的历史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考察其研究方法,提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     

黄仲则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

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     

菲利普·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艺术特色探析

菲利普·福雷诺是美国18世纪著名诗人。在独立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康涅狄格才子诗人”所写的爱国主义革命诗歌成为一支有效的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思想武器,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国革命诗人”。此外他颇有独创地把传统的英诗创作模式运用到讴歌北美大陆特有的土著居民和花卉鸟兽中,使他的诗歌充满浓郁的美洲泥土的芬芳,由此开创了美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而被誉为“美国诗歌之父”。文章分析了福雷诺的革命诗和抒情诗的艺术特色和影响,指出弗雷诺的诗歌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风。     

试论张炎的艳情词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剧之后,将身世之悲、家国之痛写入艳情词中,使其词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张炎由一己之漂泊落魄,进而对歌妓产生一种同情之感,以尊重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沦落风尘之中的社会下层女子。出现于张炎笔下的女性,一个个高雅、可爱、可亲、可敬,栩栩如生。他的艳情词成为一种雅化了的艳情词,情味深婉,含蓄蕴藉,耐人品味。正因为具有了这些新的特色,故张炎能在宋元之间翘楚东南。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试论韩愈在唐音至宋调转变中的承启作用

韩愈在文学史上不仅为中唐名家,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本人为元和文坛的领袖之一,在创作实践中其诗文内容、功能、风格、技巧诸方面多有新变和开拓:诗歌的应用领域空前的深广;诗文风格趋向世俗、深微;援文入诗、诗文互补。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唐音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而韩愈诗文在宋代的广泛流播、以及韩愈在宋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和争议,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唐音向宋调转变过程中的承启作用。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做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