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馆制度略论

唐初在前代基础上,确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修撰前代史和本朝史的正式修史机构。宰相监修显示了政府对史馆修史的重视,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监控。史料征集的制度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史书修撰的质量。唐代史馆制度经历代仿效,对中国史书修撰和史籍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史学发展成就述略

唐朝在前人的基础上设馆修史,建立并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撰史的专门机构。而后,宋、辽、金、元、明历朝纷纷仿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史机制。唐代完成了前代八部正史、多部本朝实录,国史的修撰与典章制度体均受惠于这一制度。     

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

唐代史馆的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监修国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人员。监修国史,是修撰国史的总负责人,唐朝始设于贞观三年,之后遂形成定制;一般史官分为两个层次,即史馆修撰和直史馆,他们是史馆修撰人员的主体,职责主要为修撰国史、实录;勤杂人员则是唐代史馆为修撰史书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计有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画直等。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约略有四,即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其中前两项为基本来源,后两项则是重要的辅助来源。     

论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及其原因

本篇从三个层面探究清代传记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其繁荣原因。首先明清易代的复杂背景,对于清代传记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突破,意义非小,它不仅激发了清初士大夫史传写作的热情,而且促使了清代史馆的常规化建设。其次,清代史馆制度的完善不仅使官方传记有序、全面地走向繁荣,而且带动了士、民各个阶层传记创作的良性繁荣。最后,女性传记创作的繁荣代表着清代传记创作的整体繁荣。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谁最先提出

在成都军区某部师史馆，珍藏着写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条幅。近日《解放军报》刊登成都军区政治部原主任乔学亭的回忆，披露了这句誓言产生的经过。     

舫斋载笔：清史馆文人群体的形成

清史馆于1914年由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下令成立。赵尔巽受聘出任馆长后,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纂修人员的聘任。所聘纂修人员以前清进士为多,并适当照顾因辛亥革命落职从而陷入经济窘境的贫弱翰林。清史馆成员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多已成名,入民国后成为世所瞩目的"清遗民"群体,所修《清史稿》也被视为"敌视民国"的"忠清史学"。从清史馆的人事结构及修史进程来看,清史馆成员的年龄、身份、文化立场既有共性,更有差异。当整个社会普遍趋"新",文化思潮日新月异之时,清史馆成员在东华门内的修史行为貌似"落后"、"保守",其实也是光宣文人深思熟虑之后的文化应对。他们的无奈、忧虑及"以旧撞新"都足以昭示现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多重性及文化嬗变的曲折艰难。     

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

姚永概于1916年被清史馆聘为协修,至1921年共撰写列传稿30余篇.其稿本《清史拟稿》行文虽简,记事较繁,传文总体偏冗长,附传则远远简略于《清史稿》本.史实考订的确切与疏误亦与《清史稿》情况大致相同.对于后人所诟病的国史馆大臣传重汉轻满、重文轻武的情况,姚永概稿本并未染及.后人指责《清史稿》史传有家传谀颂之病,在姚本中亦未见之.姚永概传稿基本未被《清史稿》采用,原因主要是清史馆馆务混乱.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许凌云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     

中国回民教坊制探究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在回民中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宗教组织制度——教坊制。它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色,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传统习俗,而且由于不断地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带有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教坊制对中国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分析中国回民教坊制形成及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探讨...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史学政策不仅体现于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中和复杂的心态中。本文尝试从“史学政策”这个新视角，新维度去解读中国古代史学史，以揭示出中国古代中学史所蕴含的极其深厚的权力内涵和极为广泛的政治意义，弄清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特征。     

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都会同时涌现出大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从最初道安的"案本"、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     

唐代张九宗书院建立时间探考

遂宁张九宗书院是我国古代早期书院之一,在中国书院史和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该书院建立时间的考订,还存在歧见。本文认为,张九宗书院并非始建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而是始建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也可能是贞元之前。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     

论唐代白话诗歌语料的利用

充满禅意的唐代白话诗融诗歌、佛门倡言于一体,形成了既迥异于汉语梵歌,又不同于翻译文献的体式。因其特殊的传承方式,承前启后的唐代白话诗有很多诗作年代、作者难以确切。在梳理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从语言组织方式、文字、词汇等方面对唐代白话诗歌语料进行综合考察,可以最大可能地为汉语史及其他学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唐代白话诗歌语料。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

依据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七年、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年等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所展示的详确世系源流,参考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氏始迁祖墓葬、宗祠遗址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汤氏庐舍等不可移动的文物,阐明：汤翁远祖唐末梁初来自苏州,开基江西南丰;其一世祖宣慰公于后晋居官临川;十六世祖铁郎公元末明初（永、宣之间）始迁江西广昌县白水寨（今赤水镇）;汤翁生于广昌,明嘉靖四十年避乱流寓临川、终老临川。     

唐前小说对《史记》体例与写作方法的接受

小说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过程中,唐前为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显示出史说同质的特点。《史记》被比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史记》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子被小说家所接受和借鉴,同时小说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逐步转化为小说特有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河洛绘画论略

河洛地区是中国绘画的发源地,河洛绘画的发展历史展现出河洛地区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上古时期以原始绘画为表现形式;汉代则出现了精美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成熟的人物画;隋唐时期,道释人物、青绿山水的发展达到高峰;五代宋元时期最大的成就是山水画和宗教人物画;金以后随着洛阳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绘画尤其是文人画逐渐衰落,但民间绘画、宗教绘画依然较为活跃。河洛地区绘画发展史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浙江夹缬的历史渊源与审美分析

夹缬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印花染色工艺。唐代浙江地区民间的夹缬印染已是重要的手工艺活动,并从民间传入宫廷,通过上流社会加以传播。宋代夹缬在浙江的流传区域由盛唐时的浙西北扩展到了南宋时的浙东南地区。近现代以来,改变样式后的夹缬在浙南地区盛极一时,并且形成了自身的产业链条,从浙南夹缬审美特征的形成方面可以分析其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