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游牧部族对封建制度广泛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有人认为,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关系的影响,是西欧国家的特殊现象。事实上,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的大迁徙浪潮席卷亚洲、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东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主要国家封建制度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人类古代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不同,亚欧非洲大陆曾出现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泾渭分明而又长期并存的局面。两类地区之间,既互相对峙,时起冲突,又彼此交往,     

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

关于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游牧与农业的分离,其中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混合经济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游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第三,中国北方游牧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人们已生活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方式中。第四,在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中国北方游牧兴起的重要原因。     

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     

12至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

地理环境在蒙古高原形成其独特的历史和文明方面非常重要。蒙古高原广阔的山地草原构成世界两大文明区,即中亚绿洲文明区和从多瑙河延伸至中国长城的欧亚草原文明带的一部分。很久以来,蒙古高原就处于世界交通的交叉口。两条大动脉,即伟大的丝绸之路和又叫草原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走廊,将蒙古高原与东西文明中心地区连接起来。游牧文明的出现是对中亚那个特殊地方自然地理挑战的合理回应。     

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

本文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     

草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

草原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前身是北方游牧文化。因此,要探讨草原文化是怎样生成的,必须追溯到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起源。下面我们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和历史传统三方面来进行考察。一、草原地理环境的影响人类要生存,总要在一定的空间里活动,这个空间就是地理环境。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生物的和人文的诸种因素,其中除人文的以外,都属于自然的因素。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地理环境,乃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它好比是一个大舞台,人类在它的怀抱里得以演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戏剧来。     

儒家文化与东亚秩序

一、东亚文化圈的政治冲突　　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包含从喜马拉雅山到日本列岛,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国际地理区域。就其古代历史和文化地理渊源而论,这个文圈主要由草原游牧文化、大陆农耕文化和岛国文化构成。游牧文化,分布在高纬度地区,远古时代横跨亚、欧大陆,形成高纬度的游牧文化群落。由于喜马拉雅山和乌拉尔山的阻隔,东亚的游牧文化在远古时代几乎没有向欧洲迁移,而是向南部低纬度的地区迁移,发生了东亚南北文化的漫长历史冲突。大约北纬40度左右,是东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在北纬40度以下,包含中国…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从公元前 2 0 0 0纪初到公元后 1 5世纪这漫长的 3 0 0 0多年时间里 ,游徙于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牧世界之间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 ,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 ,而且导致了文明域界的扩展 ,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 ,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游牧文明发展的要素分析——以亚欧大陆古代游牧文明为参照

亚欧大陆北部广阔的草原孕育了多个强大的游牧文明,从公元前两千多年至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这一大陆上游牧民族或南下或西进,在扩张过程中给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不同类型的两种文明在相互冲突中融合,在冲突中提高。然而,同样有着辽阔草原的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①世界,为什么长期以来只有散落的游牧业和游批民族,②而没有形成强大的游牧帝国,其原因耐人寻味。通过不同维度分析古代世界文明的演化过程时,需要找寻究竟是什么决定着一个古代游牧文明的发展历程。     

苏联学者关于游牧民历史规律的研究

一公元前二千年与一千年的交替时期,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出现了第一批游牧民。到公元前一千年中叶,游牧业逐渐完全取代了放牧业.从此以后在几乎三千年中,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和一部分森林草原地带就成了游牧业的摇篮。游牧业是指主要生产经济乃是全年放牧畜群且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居民跟畜群一起游动的     

论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

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二元一体化,以历代塞外游牧人口的南移和中原农耕人口的北移及农、牧人口的叠移为前提,以农、牧民族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民间自由贸易关系的发展为动因,以历代长城文化带的演变,尤其是它的过渡功能和内边疆形态的变化为脉络,以明末长城地带民族贸易市场的兴盛和清代“满汉一家”的政策的颁行为标志,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时期整个亚欧大陆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     

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望——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简述蒙古族在多康地区的历史活动

居住在青海以及整个青藏高原的蒙古族,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部落迁入的。青海蒙古族,据一九八二年普查,人口五万多,约占全国蒙古族总人口的1.4%。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古族小聚居、大散居于省内各州县,形成同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相处的局面。目前主要聚居区有: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德令哈、格尔木以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和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祁连等县的一些地方;散居区有西宁、果洛州、玉树州、海南州及东部农业区各县。大多数蒙古族居于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少数居于半农半牧区或零散居于东部农业区,从事农牧兼营或纯农业生产。     

地名学与历史地图教学

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历史地图,中国历史四册有71幅,世界历史两册有52幅,总计达123幅之多.这些历史地图,紧扣历史课文,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地名,反映着有关历史事件的空间状况.要充分发挥历史地图的教学作用,运用地名学知识来讲清其中的重要地名,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历史地名作为史事发生地点的标志,是历史地图所提供的空间概念的基本内容.因为,在历史地图反映历史事件的地点-空间联系及其地理环境等内容中,地点表示的是史事发生的空间场所,空间联系反映的是有关空间场所的相互关系,地理环境涉及的是有关空间场所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其中心点或基本点是空间场所.     

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

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交融与冲突曾直接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同时，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就历史而言，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比较稳定、全面的接触关系，其特点是游牧南进与农耕重心南移；降及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形式，都促使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趋势。     

三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

本文结合中国和希腊、罗马两方面的历史记载 ,考察了公元 3世纪以前希腊 -罗马世界和中国通过欧亚大陆草原之路上进行的交流 ,探讨了各个历史阶段上它的变迁和具体内容。     

全域旅游视阈下介休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旅游分区研究

山西介休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在全域旅游的研究视角下，介休可划分为三大旅游文化区，即北部农商文化区、中部历史文化区和南部生态文化区。三大旅游文化区呈现出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出介休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介休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进而形成了“乡土-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文化旅游空间结构。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相融合的全域文化旅游的“介休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意义。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 ,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