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科技服务业能够促进制造业向高端环节攀升,但是当前科技服务业集聚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仍显匮乏。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科技服务业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科技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能通过劳动生产率正向促进产业升级,且能够通过创新产出中的中间产出和创新产出中的最终产出影响产业升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因此,应制定政策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大力发挥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创新产出中中间产出的推动效应及其对创新产出中最终产出的推动效应;促进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步伐,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针对当前西部地区引进外资不能促进该地区产业升级的事实,西部地区应不断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方面具有重要带动作用。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选取2006—2015年面板数据,研究创新要素集聚及其对高技术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创新要素集聚的非均衡分布特征明显;除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外,创新要素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创新要素集聚在省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省域内的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物质基础实现从实体经济基础向数实融合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产业基础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产业体系的转变,技术基础实现从工业技术创新向工业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结合转变,以及在制度基础方面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要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业创新,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创新人才集聚对该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人才集聚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由于经济带内创新人才集聚的省际差异明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研发支出倾斜力度,因时因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岗位;实施柔性人才引进计划,引导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经济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赋能者，能够从工业制造、金融、消费服务及社会治理等领域承担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要求。我国应科学构建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凝练国内数字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属性，发掘数字经济潜在红利，使数字经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利器。同时也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构建当代数字经济体系，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撬动全球化健康、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外延使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与国内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多方力量一起，使世界走向崭新的数字文明发展阶段。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能够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功能,增加收入分配途径;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优化创新创业的环境,提供共同富裕的渠道。在具体实现途径上,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的基础; 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变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共同富裕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要素体系; 通过消除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共同富裕的区域差距; 推动普惠金融,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资本。为了实现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需要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明确数据所有权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逻辑和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略。在新质生产力视野下,运用系统论方法,依托产业经济学分析框架,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系统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成要素。研究发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廓清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和特征,遵循产业体系构建的逻辑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遵循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由产业主体、结构、政策、保障、创新等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有机协调,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表明,要培育壮大新型产业组织,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强化现代化产业的基础保障,加快产业政策转型调整,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及影响因素

基于技术创新理论,运用要素错配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群41个地级市2010—2018年科技创新要素空间配置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地区科技创新要素的空间配置存在显著差异,且科技创新资本要素配置较人力要素配置更不合理;信息化水平、企业内部研发及城市化水平均有利于科技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而工业化水平不利于这一配置,各因素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财政政策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正向促进科技创新人力要素合理的空间配置,而对外开放程度仅通过本地效应正向促进科技创新人力与资本要素进行合理的空间配置。基于此,从积极采取差异化的要素配置模式、充分利用主要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科学合理地制定相关政策等方面,提出优化科技创新要素空间配置的建议。     

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作为推动地区农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农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数据,系统分析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索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对不同性质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成长型农业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更明显。同时,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为农业企业创新提供投资信息和融资渠道;二是提高农业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当地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城镇化这一重要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化从总体上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2）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则显著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007-2016年的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强于1997-2006年;（3）城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样呈现出不同的时空格局。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空间分异

基于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揭示了不同省域之间的共富效应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边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信贷融资渠道、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来提升农民共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共富效应明显好于使用深度,且乡村产业融合功能越广,其带来的共富效应也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在区域层面也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地区偏高而中部地区偏低以及南方高、北方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的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且存在450公里的地理空间边界。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以旅游产业为例

选取我国主要旅游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客运成本为纽带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聚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此来检验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集聚变动及空间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质量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加明显。基于此,建议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加强高速铁路建设,进一步降低我国综合运输成本,减少产业集聚阻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加快我国交通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产业集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