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的影响研究

疫情背景下企业该何去何从？作为企业重要决策人员的管理者,陷入短期获益和长期发展平衡的两难之中,短视主义波动越发明显。基于管理者认知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管理者短视主义波动指标,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202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疫情背景下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的影响以及所有权性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任期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所有权性质和冗余资源在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管理者任期在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管理者认知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疫情背景下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的相关研究,从所有权性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任期等维度审视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的情境,为疫情背景下避免管理者出现短视主义波动和稳定管理者决策视野提供有益指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决策权配置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本文检验了决策权配置对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一方面,集权管理能够统筹协调企业资源,发挥内部市场作用,提高现有资源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投资决策过程中,分权管理可以结合决策权与专有知识,而集权管理者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可能过度投资。以母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比例为集团集权程度的度量指标,本文检验了决策权配置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集团的集权管理在显著提升现有资源管理效率的同时,增加了过度投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管理效率和过度投资是决策权配置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企业确立适当的决策权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及治理对策——基于契约视角

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联合体,会计计量为维护契约的公平公正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矛盾冲突以及会计契约的不完备性,公允价值的计量必然产生经济后果。治理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应建立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规范公司治理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公允价值计量规则,减少企业管理层在公允价值计量中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浅析儒家文化创新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创新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在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塑造上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充分认识和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当前我国企业获得长远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境下,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国有连锁股东,机构和外资连锁股东更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虽然连锁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但连锁股东委派董事的过度监督效应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对来自中国企业的438份有效问卷进行调查,以及对14位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开展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两者关系间的权变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分成市场社会资本和非市场社会资本2种,这2种社会资本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随着外部环境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高层管理者非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外部环境动荡程度越来越高,高层管理者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此研究结论不仅通过实证检验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拓宽了现有的战略管理体系对其作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现实困惑。     

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影响吗？

在中国亟待发展绿色经济的背景下,本文从非正式制度框架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8—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者自利以及组织战略变革是三条潜在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环境规制强度、行业污染程度以及文化冲击强度的大小而存在差异。此外,儒家文化所引发的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本文不仅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为业界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意见。     

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股东责任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以201 0—201 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股东责任在二者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履行股东责任提升企业价值;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调节作用显著。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EPU指数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异质性分析

<正>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影响着经济增长。随着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化，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业，将面临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极高的金融风险。在这种不确定性中，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影响，银行是否会选择增加拨备或避免负面信号等，值得研究。本文选取2004-2021年期间64家国内商业银行的数据作为实证数据，从银行不良率、资本充足率和准备金覆盖率等方面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机制。分析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较高的EPU指数会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增加，这种影响在上市银行、外资银行、城农商行等方面更为明显。为此，本文建议在银行的预期损失模型中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EPU指数，通过预期管理改善风险管理，主动适应经济政策变化，建立资本补充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

本文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通过银行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EPU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EPU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和长期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EPU上升对其短债长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短债长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但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之谜,也提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短债长用现象,拓宽企业长期融资渠道,防范金融风险。     

CSR对企业声誉及顾客忠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六个方面,将企业声誉划分为认知声誉和情感声誉两个方面,构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声誉和顾客忠诚影响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程度,以及企业声誉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忠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声誉划分为认知声誉和情感声誉是合理的;企业声誉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顾客忠诚的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声誉影响顾客满意,从而影响顾客忠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增持现金,这种现金增持行为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学习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的现金,有一部分是以放弃当前投资机会为代价的,被放弃的投资机会构成了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现金的机会成本.     

关于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当代企业制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与信息化市场的快速渗透,企业价值的理念开始逐步得到重视,并且在企业的产权并购、风险投资、经营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大量的经济活动发生,促使各种经济主体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需求量突飞猛涨。然而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并没有达到共同意识,所以在本文里,我更倾向于把影响因素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企业价值的内部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的是企业过往的经营状况和其未来的业绩表现;外部因素是指影响企业价值的市场、行业环境等因素,是对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分析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