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差距、业务结构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研究高管薪酬差距、业务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业务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高管薪酬差距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要对高管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完善高管薪酬结构,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增加非利息收入,降低银行的风险。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基于在职消费的视角

本文选择2002—2009年14个代表性垄断行业共178家A股上市公司的1302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当高管控制权大时,在职消费容易成为高管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一种寻租手段。研究发现: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增加显著正相关,从而与高管控制权薪酬增加之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货币性薪酬和控制权薪酬构成了高管薪酬,所以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而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因在职消费增加而增加得更多。     

亲缘组合、环境动态性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各种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涉入管理是家族在企业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方式。文章从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异质性视角，探究家族高管亲缘组合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以沪深两市A股家族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家族高管亲缘组合模式由核心成员组合发展至手足组合再至远亲组合，家族高管之间的亲缘关系趋于丰富，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较高的环境动态性有利于增强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证实了家族高管亲缘关系及环境动态性在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能够为家族企业提升风险承担能力提供经验证据。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21家农商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银行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宏观经济层面变量对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宏观监管体系、提升风险监管能力等对策,以有效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维护宏观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基于多决策渠道机制的研究

选取2007—2019年220家中国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而讨论多样化经营、流动性创造、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银行资本四个决策渠道如何调节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通过资产组合和杠杆风险显著增加银行风险承担；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多样化经营决策不但减少银行风险承担，而且抑制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强化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促进；银行资本决策强化全国范围内经营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对于银行经营与银行规制政策的设计有意义。     

资本监管、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 ——基于中国165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资本监管对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长期盈利能力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选取2013—2019年165家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资本监管、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份推移,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变化较为平缓,利润效率波动幅度较大,利润创造能力普遍低于成本控制能力;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资本监管,可以促使资本充足的商业银行有效增加资本水平、降低风险承担,促进其稳健经营,但对资本不充足的部分小型银行在短期内影响不显著;商业银行适度增加风险承担有利于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提升,银行效率提升又使得其有意愿进一步加强风险承担,在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银行规模、资产收益率和GDP增长率等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和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薪酬差距与绩效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薪酬差距与综合绩效正相关;高管薪酬与安全性、成长性呈"倒U"形关系,与流动性及盈利性相关程度不高,薪酬差距与流动性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在促进银行综合绩效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的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银行综合绩效对高管薪酬差距的敏感度较薪酬总额更高,科学的薪酬差距设计应成为银行薪酬改革的重点。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以2007-2011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了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探讨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中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更高;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说明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隐性"特征。其次,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较高的企业,其公司价值绝对额和变化量就越低,支持了"代理观"下的预期;但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却与之相反。相对于分散持股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集中股权公司高管人员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与企业效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效率观"下的预期,提升了公司价值。解释了为什么过度摄取控制权收益减损公司价值,但高管私人控制权收益在过去几年间却不断攀升的内核因素。     

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研究

风险承担对企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差距的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和员工间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考虑了企业性质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后,发现在民营企业、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会更大程度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内容,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     

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研究——基于杠杆机制的分析

银行风险承担(bank risk-taking)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考虑风险因素不同,认为银行对风险偏好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采用D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和门限效应,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杠杆率门限效应,使得在不同杠杆率水平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有所改变,对中低杠杆率水平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更大。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特征：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为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通过运用中国33家商业银行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用银行脆弱性衡量的银行风险与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衡量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存在,监管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同时加强银行风险行为监管。     

“陆股通”上市银行内部治理和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上市银行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发挥着重要金融支撑作用。本文以2011—2019年“陆股通”上市银行季度数据为样本，选取董事会特征、股权与高管结构、资本结构、不良资产风险和盈利能力五个潜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银行内部治理和资本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银行股权和高管结构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银行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特征对银行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直接效应。最后，提出了上市银行改善内部治理和资本结构以提升经营绩效和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具体对策。     

企业高管控制权收益显性化的效果研究

通过何种方式抑制企业高管特别是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的难点问题。根据高管收益替代的理论分析,基于中国企业高管薪酬逐年上升的事实,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2003—2009年755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高管显性报酬的提高,高管显性报酬对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显性化效果显著;然而,由于存在着监督力的差异,国企高管控制权收益的显性化效果弱于非国企,因此显性化改革过程中监督力的强化不可或缺。     

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对高管的有效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选取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衡量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我国银行业对高管可能存在过度激励的现象.推行高管薪酬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高管考核指标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金融创新类型、内部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06-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类金融创新类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金融创新类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差异化影响。降低业务和管理费用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水平,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程度越高给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创新风险,公司治理水平低的银行应用金融创新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公司治理水平高的银行。银行业要正确引导金融创新发展方向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合理运用金融创新化解银行风险。     

高管激励调整、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其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与调整是决定公司风险防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调整、高管激励方式由现金调整为股票期权、高管激励调整次数上升均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会计信息质量在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激励调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而非衰退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设计合理的奖惩制度,并适度调整契约条款,进而防范公司股价崩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