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和汉语中有关“猫”和“狗”的习语比较

通过对英语和汉语中有关“猫”“狗”习语的用法、意义的对比研究,探讨英汉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差异,提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要重视对目标语言文化背景的理解。     

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革”文学

对于那个疯狂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年代,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一个过来人难以抹去惨痛的记忆.在那个年代里,社会因黑白是非的颠倒而失去正常前进的秩序.不能说没有“文学”.但作为地表的、主导地位的,则是充斥着“假、大、空”的欺骗和谎言.那些谎言又往往穿上“真实”而实则是愚忠的外衣.回望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剖析“文革”文学的历史借鉴,宜从多层面、多视角去研究、去重读,如社会生活角度、意识形态角度、人文角度、病态的人物形象及性格心理角度……等等.这里,我愿意提出,是否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文革”生活与“文革”文学?这是因为,语言毕竟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人们总是依据其语言形式去接受世界和把握世界,语言成为人们感知、体认、理解主客体的实在方式.还因为,语言不仅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表达的必要工具,它本身就是思维的一部分,故也是人的一部分.语言与人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语言作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实践性,决定了我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样式表达着相应的意义和特定的文化形态.“文革”作为特定的、负面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日常语言、传媒语言以至文学语言上,其质态值得玩味.我们不妨举几个例证.196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某地一个86户的山村,如何经过“文革”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言不尽意”:中西文论语言的默契——以英伽登现象学文艺学思想为例

“言不尽意”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他最早出现于《易传》。魏晋时 ,士人对“言意之辩”的层层探讨 ,最终使“言不尽意”成了一种语言艺术的追求 ,更是文论语言所达盼到的一个境界。无独有偶 ,在一千多年后的 2 0世纪 30年代 ,西方的现象学文论家建立文学本体论学说 ,其学说对文论语言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通过对比和分析 ,不难发现 ,尽管由于中西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别 ,但文论语言发展至今 ,中西方已在“言不尽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产生了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从“深度”到“渐进”——论文学阐释的张力及当代转向

阐释学始终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在文学的阐释实践中,存在着“深度”和“去深度”两个趋向的张力。前者秉持一种“本质主义”态度,将意义视为潜藏在语言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内核;后者秉持一种“反本质主义”态度,认为意义并非虚妄的“深度”或“中心”,而是由语言形式所带来的浅表化、即时性、去中心的审美快感。为超越阐释中“深度”与“去深度”的冲突,人文学者试图建构一条“渐进式”的阐释路径,强调在反复的调整、修正与更新中,不断趋近作为终极归宿的确定性意义,由此呈现出类似于“猜想与反驳”的动态景观。文学阐释由“深度”到“渐进”的当代转向,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文学之独特性的理解,也有助于中国阐释理论的创造性重建。     

论朱自清“谈话风”语言的审美特征及形成与发展

任何一位有才能的作家，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共属于他个人的种诗的语言艺术符号；而不同风格的语言艺术符号，它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又是迎然有别的作为现代杰出散文家的来自清，其“谈话风”艺术语言的审美诗征，更是他散文的特别“印记”，几乎不用署上他的姓名，读者就可以辨识。具体说来，其“谈话风”语言的审美持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亲切自然“亲切”与“自然”，这是来自清“谈话风”语言所追求的美学问标，也是他的语言所达到的一种审美境界。不做作、不摆架子与寻常谈话的语气和口吻，是构成朱自清“谈话风”亲切自然特征的一个重…     

爱的教育:“高贵的谎言”背后——政治哲学如何作为原初的伦理学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高贵的谎言"是为完成高贵秩序的教化才被迫言说的,尼采对柏拉图高贵的反驳只是在言辞中而未能在如何实现层面上避免谎言。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看来,高贵的实现所呈现的真使得谎言在言辞中所彰显的假被消解,"高贵的谎言"背后真正言说的是哲学作为爱的教育如何可能,人是在自身爱欲的不断追求中使得自我不断受到教化而获得境界的提升,从而实现自身的高贵。此中彰显的是生命的政治,关涉到最为原初的价值等级秩序。     

从词语的文化内涵看汉英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体现文化的一种主要途径，而语言所包含的意义主要通过语言中的词语来传递，因此，从汉英词语的文化内涵差别可以看出汉英两种文化所存在的差异。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内有大大小小的...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语言视角的中国文学“古代转型”与“现代转型”比较论

文学转型在深层基础上取决于语言变革。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的古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前古代汉语”向古代汉语的转型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语言上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古代性”源于古代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源于现代汉语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理解“存在”的三个维度

存在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为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答。存在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第一，存在自身是无名的，是前语言的。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中，存在被理解为语言，哲学家们认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以及“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何为真正的存在。存在自身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已经不是存在自身，勉强可以称之为“无名”，但这个“无名”已经是一种有名。恰是语言遮蔽了存在。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无名之域后退才出现的，是次一级的存在。第二，在这个语言建立起来的“世界”之中，“看”具有优先性，视觉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视觉隐喻不仅支配着西方哲学，也支配着整个人类文化和每个人的世界。第三，由语言所建构的世界中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亲在和间在。亲在即在场，间在是非在场。亲在或此在是一切存在之根，是存在的逻辑起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存在的确认需以意识为逻辑前提。若没有意识，就没有存在是否存在的问题了。每个人的“宇宙”随着意识的诞生而开始，也随着意识的消失而终结。     

胡塞尔“noema”概念的双重内涵与双重维度

noema(中文一般称为“意向相关项”)源于拉丁文νóημα,意指“被思考的东西”.它是胡塞尔在先验现象学阶段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与noesis相对.由于胡塞尔对它的规定和描述带有很大的含糊性,因此在不同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关于“noema”确切含义的争论,即它究竟是“对象”,还是指“语言意义”.然而,从大量的文本根据和胡塞尔的研究理路来看,noema既包括对象,又包括意义.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noema概念具有诠释性和意向性双重特征.     

“泛文学化”时代写作理论如何作为

当下的文学写作状态十分复杂,真正优秀的作品十分稀有,发行量也不理想,有文学意义有价值的作品似乎正在被边缘化.但是,文学的许多元素却被移植了,在广告、传媒、网络甚至在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蕴含着越来越多的文学因素.因此,当下实际上是一个“泛文学化”的时代,从某种意义讲,当下文学的发展其实更有希望了.文章就为何出现“泛文学化”现象,写作理论为何能在“泛文学化”时代有所作为,写作理论在当下如何有所作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