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资源依赖视角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

随着非营利组织角色功能的不断加强,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除了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外部环境对非营利组织的嵌入式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外部环境的关键变量。资源依赖理论关注组织间资源占有及权力分配关系,对现代社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有重要启示作用。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基础是农村。近来，时有发生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治理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忽视或不正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是其重要诱因。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组织生产与行政管理、轻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乡镇政府职能已经适应不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调整乡镇政府职能，全力打追服务型基层政府，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就显得十分迫切。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农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营商环境优化中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运作逻辑——基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的案例研究

基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是实现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基于赋能理论与湖北省C街道“联企服务”实践案例,提出一个“组织赋能”的分析框架,即基层政府通过组织供给与制度配套,凭借个体能力培育的组织优势来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最终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研究发现：“组织赋能”框架下,基层政府“有为”边界在于组织支撑与主体责任界定下的权力规范,“有为”保障基于共享平台与资源集成匹配下的资源统筹,“有为”动力在于能力培育与正向强化机制下的目标激励。“组织赋能”依托组织优势发挥来提升政府“有为”,从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与重塑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农村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担负着农村的绝大多数行政事务,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呈现出弱化趋势,使得乡村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及治理主体等方面重塑治理能力,有利于推进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大病救治中的新思路——以“重生行动”河南省实践为例

随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团体的经济实力和公益观念不断增强,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在参与农村大病救治中的作用逐步凸显。在农村大病救治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中,政府部门受制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自上而下实施公益项目产生的惯性缺陷,使民间组织有可能成为除政府部门之外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补充政府部门对农村大病救治中的空白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作用。"重生行动"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唇腭裂免费救治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创新思路,表现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大病救治较为独特的路径。在考察河南省"重生行动"实施过程和成效的基础上,以此为例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大病救治新思路进行探讨总结,以期能够为今后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借鉴。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述评

国内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主要侧重于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对城乡空间布局的影响多为理性判断和现象描述,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发的城乡空间演变的解释性研究和评价性研究、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角色和作用、农民分层和社会空间重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优化等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现象及其社会救助路径探析——基于合肥市的调查研究

由于保障机制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农村聋哑人为满足生活需求只得进城乞讨.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存在多重困境.对合肥市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现象的深入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的影响因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但通过加强家庭保障与政府保障、自我发展与文化关心、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救助机构的互动,能够富于成效地帮助农村聋哑人在多元主体互动与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出路.     

苏州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人力资源现状分析和开发对策研究

苏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研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指导,并充分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正确发挥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加快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办好农村职业教育。     

村务管理中的村级党组织核心职能研究

优化乡村治理形态是村级党组织的重要使命.面对村务管理的复杂实践,村级党组织要准确把握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化,积极优化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努力实现行政化向政党化转变,大力推进纵向领导向纵横互动,确保自身核心职能的转换,以制度创新拓展权力资源,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制度要求的农村新型权力结构     

组织创新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农村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组织创新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关键作用,但当前我国的农村组织还存在规模小、功能弱、运转难等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文化组织,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回归分析表明,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限制农村消费的最大障碍,农村生活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恩格尔系数较高,教育、医疗、社保、文化消费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不足已成为影响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从生产资料需求与生活资料需求两个方面,对刺激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契机。一是增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建立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突出财政支农重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三是运用财政与金融手段,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四是调整农村消费品的供给结构,完善农村商品销售服务网络。     

论政府与社会间的职能转移

新形势下 ,政府职能定位和冗余职能的合理有效处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府不但要充分发挥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 ,而且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大力加强城乡社区建设 ,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政府必须将冗余职能顺利移交给社会 ,以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