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晚清政府职能萎缩与绅士基层"自治"

晚清中央权威衰微,政府公共职能萎缩,稳定大清江山成为清政府的首要职能,无暇顾及基层社会控制.因此,基层绅士托起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维持社会秩序,形成所谓的基层绅士"自治"局面.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审判是在不同于西方法官体制的背景下,由全权掌管地方事务的州县官进行的以尽快平息讼争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法文化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基层,民事司法仍然保存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实用型特征.这种司法模式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和道德操守为限,在基层社会有效地维持着地方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围绕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基层民事司法可视为近代中国一以贯之的特点.     

工业水污染的行动逻辑、社会原因及治理机制

基于社会学维度,可观察到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正式规则与实践规范相分离的显性社会事实。而该社会事实的生成离不开某种行动逻辑,即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以地方政策架空正式规则、由污染企业裹挟地方政府、由幕后违规走向台前违规、由内生违规转向外生违规的行动逻辑。决定该行动逻辑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制度结构失衡下的评价机制、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监督机制、规则内化驱动力有限等。工业水污染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主体结构优化、规则文化再生产和有效社会监督3个方面。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当代政府变革的法理透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任何政府变革都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为主线，在法理的视角下，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内容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调整是政府变革的永恒主题。当代政府变革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权力向权利回归，而我国政府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则呈现出由权力的归位、缩减、下移到向权利回归的基本走向。     

社会动荡与19世纪中期安徽的圩寨——以合肥地区为例

19世纪中叶,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迭起,清政府囿于政府既有军事力量的不足,转而积极借助团练和乡兵的力量来镇压起义,敦促地方组织团练,修建圩寨。基于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的圩寨为考察对象,探析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圩寨兴修的历史背景、兴建过程、寨主的政治立场以及圩寨的大量兴建给晚清合肥基层社会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团练”言说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咸同之际,朝野内外举办团练的呼声高涨。检视时人言论,以办团练为途径,赋予地方适度的军事权力,只要选人得力,严密章法,或可实现"奠安黎庶"之愿望。但他们很快发现,办团练使乡村进入了军事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绅权扩张",因此不得不反思质疑。各种团练之说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军事化设想及其困局,呈现了近代中国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末直隶州县自治运动初探

在清末直隶州县自治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官府的督导下,直隶州县自治逐渐展开。一方面,直隶各州县从宣讲自治法理,组织建立基层自治团体;另一方面,在各地士绅的积极配合下,州县自治机构迅速展开。直隶自治团体和机构的建立使直隶各州县自治有了可依托的组织,因此,直隶州县自治不仅创办时间早,发展快,而且形成了"官府主导下官民相济"的改革模式。     

构建平衡机制:基层社会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创新之路

公民参与是权力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根据权力分配的状况,可以将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分为三种类型——控制型公民参与、自治型公民参与、合作型公民参与。不同类型的公民参与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分配格局。在控制型公民参与低效、自治型公民参与还为时尚早的情况下,构建政府与民众平衡的合作型公民参与机制是基层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创新之路。     

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

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沿海的地方军事化与绅权伸张(1839-1849年)

鸦片战争期间的地方军事化动员,不过是蹈袭历代团练的旧谱；而战争结束后关于沿海地方军事化的议论,更说明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促使朝野上下深刻反思战败的制度性原因.三元里抗英斗争唤醒了民间反抗的传统,体现了绅士的居间联络功能.社学运动和反入城斗争充分体现了民间绅士对保家卫国责任的诉求,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绅士权利的伸张.战争前后零星的群众自发反英斗争虽然不是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主流,但其原始的冲动和激烈的力量,却在近代中国群众性斗争中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