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

本文基于卖方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国有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并购溢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与没有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相比),国有企业在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的并购溢价水平会相对较高;(2)当国有企业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当党组织成员参与高管团队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3)在卖方为地方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卖方为中央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4)当将国有资产或股权出售给私企(包括民营和外资)和异地国企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将国有资产或股权出售给中央国企和本地国企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研究发现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有关并购行为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现有研究,还在实践上为发掘党组织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选用2006-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检验了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部自由现金流富余且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有效减少自由现金流,抑制过度投资;在自由现金流紧缺且投资不足的样本中,企业支付现金股利会加剧现金流紧缺,造成更严重的投资不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在讨论股利政策与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机理时,管理层权力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公司战略可以解释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吗?

如何权衡“公平与效率”，进而设计出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 2003 年 ～ 2014 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战略这一独特视角解释高管与员工形成较大薪酬差距的合理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战略越趋于进攻型，高管薪酬相对越高，员工薪酬相对越低，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 相对于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最为明显。且不同于管理层权力，公司战略引起的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能够显著提升投资效率和经营业绩。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评价公司内部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而优化薪酬管制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政治背景作为高管的社会资源,会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产生影响。通过对2004-201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1330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了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公司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考虑政治关联因素的影响后,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地弱化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亦即高管的政治背景能够降低其离职—业绩敏感性。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零息回购转债：一种有效制约经理机会主义的国有股回购工具

本文认为,零息回购转债在制约经理人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方面的性能优于“增发后回购”、股转债等其它国有股回购方案。并且,无论国有股减持后是否仍占控股比例,股东是否决定赎回权的行使对零息回购转债制约经理机会主义的作用没有影响。不同于股转债,零息回购转债另一个优点是避免了巨额现金流出,不致令上市公司在回购后承担过重的利息负担和过大的财务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战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现状与代表公司战略绩效的公司价值指标的关系。在105家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基础上,具体考察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结构、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两职兼任与分任、董监事会规模等几个方面对于公司相对价值和公司价值成长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公司战略绩效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总体相关度低。这对于从提高公司战略绩效角度认识和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An Empirical Taxonomy of SO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raditionally have been gover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Privatization has brought greater numbers of investors who have a stake and demand a voice in how SOEs are managed. Thre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are agency theory,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but China’s transition introduces several addition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Are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ialism” paradoxes? Based on initial interviews of SOE executives, a survey of top managers and board chair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subsequent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in select case companies, this paper develop a taxonomy of SOE governance that now exists in China. Two of the approaches represent the extremes of the old state-centered regimes and the new shareholder-centered regimes. Considering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coupled with its current stag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wo additional approaches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are to have a vacuum as neither the state nor shareholders dominate or – in unique contrast to other countries – a hybrid of both.     

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障碍及其政策性建议

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和公司治理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有企业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分对治理或管理某一方面偏重的结果.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产权问题、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的商业化等认识存在问题.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性建议.     

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监控的有效性研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国有产权的代理人,将政府机构控股转移到国有企业控股,并通过法规和准则来加强公司治理,以此来提高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由此,使用公司业绩作为上述2项措施发挥监控作用的替代变量,实证分析其对上市公司监控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控股公司比政府机构控股公司更能监控高层管理人员;同时,高层管理人员的变更对公司业绩有较高的敏感性,但公司治理机制并没有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业绩欠佳而更换高层管管理人员时,对控股股东的激励比公司治理机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