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性研究

如何防范公司违规、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以2010-2017年沪深两地A股285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公司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违规倾向越低,被违规稽查的概率则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喜好型高管会降低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倾向的抑制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稽查的影响力度;此外,相较于信息披露违规,社会信任对经营违规倾向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更为有效地提高了经营违规被稽查的概率。     

分析师关注会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吗?——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分类Ologit模型、Logit回归模型与泊松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降低企业违规倾向、减少企业违规次数,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信息透明度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内部控制较差、审计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为加强企业合规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分析师制度,以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提升分析师关注的质量。     

CEO家乡认同、融资约束与企业环境违规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以CEO家乡认同为切入点,考察了非正式制度的环境后果,实证检验了CEO家乡认同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家乡认同减少了企业环境违规,而融资约束削弱了CEO家乡认同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企业位于外部环境监管较弱的地区或市场竞争较激烈的行业,CEO家乡认同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环境违规的发生频率;当外部环境规制较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即使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CEO家乡认同也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环境违规发生的可能性。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数据,研究了水稻种植与公司违规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随着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提高,公司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稻作经济所带来的低社会信任度和风险偏好文化是其传导机制。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经营压力小、违规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影响。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质量与商誉减值风险

巨额商誉减值不仅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现已成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重点防控的金融风险.以2014—2018年A股市场上发生并购并存在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大,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也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能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此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经过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监督部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企业应完善管理者监督考核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此外,管理者自身应加强自我修养,提高管理团队自我认识的水平,避免因个人主义、主观随意性产生的决策风险.(2)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条例以提高并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透明度,并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的减值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加大问责力度.     

外资股权监督与商业银行违规经营

中国银行业股权对外资开放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对于外资股权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中扮演积极监督者还是消极投资者的角色仍存在较大争论。为此,我们基于2008—2019年各级银行业监管机构出具的行政处罚公告以及银行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外资持股对我国商业银行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外资股权对于银行违规经营发挥了积极监督作用,可以显著降低银行违规程度;（2）对外资股东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股东参与董事会治理是降低银行违规风险的重要渠道;（3）外资股东的引入可以降低银行的内部控制和影子银行相关业务违规,对于非上市银行违规监督效应更为明显。本文证实取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比限制的积极意义,印证了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来自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由于"轻资产"的特性往往估值过高,高溢价合并导致商誉规模庞大,而合并后被购买方无法完成对赌协议为日后商誉巨额减值埋下隐患。本文以2014—2019年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实证显示,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关系:向上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少;向下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计提商誉减值就越多。与小规模的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相比,大规模文化产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商誉减值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此外,2018年财政部专家提出将商誉的后续计量方式由减值测试法改为摊销法,此政策预期增强了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向下盈余管理动机。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违规引致的股票信用风险探析

本文将大股东违规行为导致股票价格波动,进而引致中小股东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股票信用风险,在证明该称呼合理的基础上又对其内涵、特征、传导机制及其与债务性信用风险的异同等进行了剖析.然后,借鉴债务性信用风险度量方法,提出计量违规概率和违规损失率的方法,并构建了股票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据此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票信用风险进行了实证计算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信用风险状况异常严重,具有小频率大损失、风险损失波动性大、股票之间差异性大等特点.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商誉减值研究述评及中国情境下研究展望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兴起,商誉风险激增,减值测试制度下商誉减值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从管理者私利动机、公司经济因素、并购特征等角度对商誉减值文献进行综合回顾,揭示了商誉减值的成因;从管理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主体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归纳了商誉减值的分类研究方法,梳理了商誉减值中“洗大澡”和规避行为的监督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包括:(1)回归到商誉本身的经济价值,探索商誉减值更为科学的分类计量方法;(2)结合股权结构特征,考察控股股东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影响作用;(3)实证分析商誉减值规避等不当行为的不利影响及其作用边界条件;(4)重点关注和探讨商誉减值规避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不同监督机制的相互作用效果。     

资产减值会计问题研究

资产减值是一种非正常的资产账面价值的减少,这种价值减少是由于除人为毁损、自然灾害损毁以外的企业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资产减值是资产(账面价值)转化为费用(或损失)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将导致费用(或损失)的增加,资产账面价值的减少;确认资产减值的依据仍然应是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标准,而不仅仅是资产的定义和谨慎性原则;只有资产减值的永久性原则和可能性原则才符合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标准之一: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或流出企业的可能性。     

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证层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和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是否违规、违规次数以及违规严重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能够降低公司违规概率、减少公司违规次数，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了作用。独立董事的学术履历、政治面貌、金融行业、海外经历等背景特征均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女性比例对公司是否违规以及违规次数也没有影响。独立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对公司违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独立董事缺席会议将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以及违规次数。该研究对于评估独立董事制度、指导上市公司有效利用独立董事具有借鉴意义，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机制，上市公司更多关注独立董事参与公司会议的情况。     

证券监管有效性的博弈分析

证券监管与违规是一个监管者与违规者的博弈过程。从博弈论的角度指出 ,要切实减少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不能仅靠加重对违规者的处罚 ,而要同时加大对监管者监管失职事故的惩处 ,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市场化发展水平、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

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愈发活跃及并购商誉不断攀升究竟是反映了并购企业的理性投资选择,还是由于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文章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企业前期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并购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则越会导致企业当期并购商誉的上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则并购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当期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并购企业上期投资不足是造成当期并购商誉上升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并购商誉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认识和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理解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重要启示.     

盈余管理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约束——基于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实证研究

对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调增利润动机的微利企业、扭亏企业均倾向于少计提减值准备,提高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具有调减利润动机、为以后通过减值准备转回调增利润的当年亏损企业,均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降低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2007-2008年度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行后,上述调整利润的状况减弱或不成立,表明会计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党组织治理会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吗？——基于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2011—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手工收集获得的党组织治理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监高党员占比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政治环境较差的地区,越需要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约束企业违规行为,降低审计风险。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负面声誉与企业避税 ——来自上市公司违规处罚的经验证据

对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是让上市公司起到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上市公司遭受违规处罚所形成的负面声誉冲击,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避税程度。而且,负面声誉引致的避税效应在民营企业、成长期企业和保守型避税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随着负面声誉冲击强度的增加,其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增益效应也随之增强,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负面声誉冲击下的避税效应。从作用渠道上看,负面声誉主要通过加剧涉事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加剧其避税效应。因此,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处罚制度设计,发挥监管处罚的信号传递效应,通过声誉机制强化对企业的隐性约束,持续提升监管效能。还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资本市场监管与税务监管信息互通、部门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