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报章游戏八股的兴衰——以《游戏报》等文艺小报为例

晚清的游戏八股文以文艺报章为主要阵地,以市井大众为主要读者群,吸收民间文学的特色,以传统八股文的固定形式创作出全新内容的市民文学和时事文学,其内容诙谐,文风犀利,在新旧文化转型期成为富有鲜明风格的实用性文体。它的兴盛和衰亡展现出晚晴时代的特殊文化图景。      

新闻叙事与小说叙事比较论纲

新闻是一种叙事,文学中也存在大量的叙事文体。两者有相同之处,如都要讲究叙事的艺术性,让读者乐于接受。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新闻只能叙述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文学却以虚构为主;文学中的叙述者可以与作者差别很大,形成不可靠叙述,新闻中的叙述者则追求叙述的可靠性;在新闻叙述中,时间的处理方式比文学少,这跟新闻的时效性有关;在叙述聚焦上,新闻虽然也用多种方式,但是以零聚焦为多。     

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时期小说文体发展的特征

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转型初期。在这一时期中,各体文学的嬗变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就小说文体发展而言,呈现出三方面的特征:小说发展与时代及诗文发展不平衡;社会因素制约小说文体发展;文学新观念指导滞后制约小说文体的发展。但在戊戌维新前后,随着翻译文学的兴盛,使得资产阶级的小说观念产生转变,便出现了新小说的萌芽和新观念的诞生,为资产阶级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早晚期东巴经假借字的时代特点

纳西东巴经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它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字现象。通过对早期经典《人类迁徙传略》和晚期经典《送情死者》比较研究,分析早晚期经典中假借字的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借字数量与时代早晚有关,即时代早的经典,假借字数量少;时代晚的经典,假借字数量多。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及对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少对抗多和解的诗体演变史。古代汉诗诗体的形成采用了人民创造、官方倡导和名诗人创制三种方式,其进化通常采用的是诗体渐变的文体改良而非诗体突变的文体革命,尽管在各个时代都有主流诗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诗体垄断,诗体总是呈现主流诗体与非主流诗体、时尚诗体和古旧诗体多元模式存在。古代汉诗诗体是新诗三大重要诗体资源之一,对新诗文体的基本形态和新诗文体建设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诗对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和百年新诗史中始终存在的律化与自由化对抗现象,都与古诗休戚相关。古代汉诗诗体对新诗诗体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试论梁启超与报章文体

纵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每当经历一次政治运动,哪怕是一场小规模的政治斗争,伴随着它的往往是一种文体的解放,至少是文风的改变.从两汉论辨体散文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从韩柳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到龚自珍、魏源等人对桐城派“义法”束缚的冲击.在这漫长的文体演变的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文体的演变,始终是和社会生活、政治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深刻地反映着现实,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闪跃着作家的思想光辉.但是这种演变始终还没有突破古典政论文的框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我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才逐渐加速了这一演变的过程.     

朝鲜书目与时代及地域之关系

朝鲜时代的书目约有80种之多。由于书目的内容是有关一时、一地或一类书籍的记载,因此从王室书目可以看到时代文化的影响,而从地方书目中的册板目录、私人目录和书院书目可以了解书目中所反映的区域文化。朝鲜时代岭南文化的兴盛就可以从中得到印证。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换一只眼睛看莫言——《酒国》印象三则

本讨论《酒国》的特点及其在当代学史上的意义。《酒国》是英言最少被人注意的作品,实际却潜藏着其创作发展变化的许多信息。此前将莫言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是有道理的,但《酒国》在以下三方面有明显的突破：首先,作忧国伤时的情绪非常浓厚;其次,作品中象征主义“似非而是”的特征引人注目;最后,结构上主导情节不断被打断、搁置而造成的朦胧效果相当强烈。总之,《酒国》似雾似水又似风,读之,使人想笑想哭又想诉,不愧为新时期坛一部奇作。     

《歧路灯》中的中原地域佛教信仰

《歧路灯》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悖离了明清章回小说"神道设教"叙事特性,书中的宗教描写并非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哲理表达服务,亦非借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歧路灯》中对中原地域的佛教信仰描写,大多是借以塑造人物形象,讽喻世道人心,为其"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的主题思想服务,于无意间彰显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中原地域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佛教观念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贴近世俗生活的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佛教。     

《芙蓉风》与中国古典小说

长篇小说《芙蓉风》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精神,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各种场景,穿插了多条情节线索,使得全书充满了史诗般的气势和百科全书的性质。作品不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描述,还对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揭示。作品的成功得力于创造性地传承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话语创新精神。特别是写景的“自由式骈化”风格独具特色。在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

1902年梁启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60年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像,想像的风貌通过小说这种在晚清刚刚由边缘走向核心文体地位的特殊叙事形式予以展现,又通过报刊这种早期现代大众传媒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想像不但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而且中国文学宏大的政治叙事的的起源,是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再现的现代景观。     

理想城市的建构与城市的人文关怀

城市因为与人类文明共生,一直被看作理性的产物。远古城市的形成便是基于宗教、军事或贸易中心的存在而延展的,并且对周围农村形成统治。工业催生的现代城市是工具理性的形象表征。理性原则主导下的城市不仅缺少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现代城市规划普遍追求功能效益原则,人性空间严重缺失,而且缺少对城市真正的居住主体———市民的具体关怀。花园城市及其他“雅典宪章”式的理论虽然都从物质空间上对现代工业城市作了“科学而合理”的布局和安排,甚至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城市的建设理论,但在实践中一直没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原因在于他们的规划和理论仍然基于普遍理性原则。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新的文明对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新城市主义”、“后现代都市”等提出建设市民“自己的城市”的主张,“邻里社区”和“契约城市”的具体呈现不仅是城市实现人文关怀的有效方式,也是城市得以焕发生命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探索。     

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

“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雅正”针对辞而言。此标准机械而灵活,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这一标准有关文风,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它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这一标准到乾隆时被确定下来,并为满清后来各王朝沿袭并得到强化。     

论小说创作

如果可能,请别写小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非社会行为,一旦动笔,小说家会时刻为小说中的人物所困扰;而且,真正写起来,小说指南一类书籍并不管用.假如非写不可,那么,小说家需考虑是以情节为主还是以人物为主.如果以情节为主,小说家即在虚构的事情中间而非在所谓的真实生活中寻找人物的时候,抓住情节不放;如果以人物为主,那么,小说家则需对适于情节的某些特征加以强调,使人物在新环境中显得真实可信,从而赋予他们生命.小说家无论重情节抑或是重人物,都还要考虑以何种形式、何种风格呈现情节和人物的问题;当然,在优秀的小说家笔下,故事和人物本身会以最适合的形式出现.小说家应对形式、人物和语言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此外,小说家可能会对道德教诲产生迷恋.尽管应当通过作品给读者以教益,但是,真诚的艺术家并不能专注于说教.     

也谈《西游记》的版本次第：评沈承庆先生《话说吴承恩》中的版本论述

沈承庆先生为了证明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在其版本次第上作了不少文章；但是，其基础不牢，论据不实，反而弄巧成拙。学者及读者必须认清版本，辨明是非。     

论好议时政之风对明末清初时事小说文本的影响

明代士人好议时政之风对时事小说的文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作者在序言中表现出来的创作动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小说体例“事系章疏”,夹叙夹议,近似“杂记体”;章节末尾自作回评,融合了创作与评点。在好议时政之风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出现了迥异于其它章回小说的独特风格。     

梅山傩戏《和梅山》

“渔猎”是古梅山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每当狩猎时都要敬梅山神,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衍变成一种戏剧形态《和梅山》,梅山人认为《和梅山》可以敬神祈财,禳解治病,解厄消灾,保地方平安清泰。《和梅山》的搬演形式有请神、祭神、领兵与差兵,搬演内容随地域与群体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和梅山》“祭”中有“戏”,“戏”中有“祭”,是原始戏剧形态的反映,它集多种艺术于一身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它主张神人平等,突破了佛道教派神为至上的桎梏,同时使用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