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辟谣力度的概念、维度及其对辟谣效果的影响

辟谣语气的强硬程度、对谣言的否定程度、发言人的职位级别、媒体的权威性和覆盖广度等在辟谣实践中存在很大差异。提炼能够概括这些差异的辟谣力度概念,阐述辟谣力度对辟谣效果的影响及其机理;基于文献分析,界定辟谣力度的概念及维度,阐述辟谣力度在辟谣过程中受众对辟谣动机的理解、辟谣者情感态度、辟谣信息可信度感知等变量,以及受众的谣言态度及传播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识别辟谣者可信度、受众相关度、认同度、知识经验等调节辟谣力度影响辟谣效果的情境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素养、知识与需求:社交媒体用户分享公共卫生谣言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为公共卫生谣言快速而广泛的扩散提供了条件,谣言的传播离不开社交媒体用户的转发等分享行为.以新冠肺炎为例,大量谣言遍布在社交网络中,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交媒体用户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分享行为,基于个体在谣言传播中的主观能动性,本研究从社交媒体用户的需求满足与个体特征角度,通过问卷调查方法(N=353)对影...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论成功谣言的特征及粉碎谣言的途径--以“谣盐风波”为例

谣言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与人类如影随形.成功的谣言大多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的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产生较大威胁,严重影响公众的正常生活.以2011年的“谣盐风波”为例,该谣言导致人们疯狂抢购食盐,曾一度造成食盐的需求量一路猛增,对公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小影响.为消除谣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全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辟谣的时效性,进一步完善针对谣言的处理机制,同时也要提高公民抵御谣言的能力.最终,彻底粉碎谣言,切断谣言的传播路径,建立健康、稳定的公共生活环境.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谣言的识别与防范--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当前“谣言”问题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重大危害,而从理论角度剖析谣言,对于识别和防范谣言更具积极意义。本文从谣言概念入手,借助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谣言概念,最后以《人民日报》发表的十大谣言为语料,在分析谣言的危害性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和防范谣言的不同路径,并对辟谣提出了建议。     

基于疫情谣言的信息疫情周期演变特征

信息疫情暴发至今已历经一个动态演变的周期过程,研究并掌握信息疫情周期演变因素有利于信息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论文从动态视角出发,收集"微博辟谣"平台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的2589条辟谣数据,通过内容分析法从时间、空间、内容等角度进行解构剖析。最终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信息疫情历经了潜伏期、暴发期、蔓延期和衰减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演变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地方性谣言主导整个信息疫情生命周期始终,且政府治理对地方信息疫情周期发展影响显著;在内容维度上,根据谣言的主体、场景、事件等要素抽象出信息疫情的内容演变特征;最后综合时间、空间、内容维度总结了疫情下的谣言特点,疫情态势、政府管控以及社会反应三大信息疫情演变主导要素以及信息疫情演变机理的三大竞争关系。     

微博谣言对人们决策与判断的影响及法律应对

微博谣言指的是以微博为媒介,内容则缺乏事实证实,或者是扭曲事实,或者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是已经被官方辟谣却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微博谣言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微博的字数的限制有利于发布者将谣言伪装成为客观事实;第二,微博谣言的生命周期在多中心的原因下得到大大延长;第三,微博谣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和公共往往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以法律视角,应对微博谣言应该从司法人员具体操作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谣言的判断应以“内容”而非“行为”为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要做好信息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     

传媒视野下网络谣言传播主体研究

谣言,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又被称为社会中的阴影传播,体现的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内容的不对称.在互联网媒体中,谣言,得益于新的传播平台和技术的运用,犹如增添了一双翅膀,其传播的速度、覆盖的范围,甚至对社会舆论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将结合近年来的诸多案例,对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进行相关的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开放性强,用户身份具有虚拟性,用户发布信息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隐蔽性.这些特征导致较为严重的虚假信息及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如何评估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可信度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探讨了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可信度影响因素.以微博、QQ空间及微信朋友圈用户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所得数据,结果表明: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论据强度和信息质量对信息可信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在论据强度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知识水平在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信息质量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传播研究:信息、渠道与受众

媒体融合的高速发展给中国老年人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了极大挑战,引发了老年信息传播中谣言肆虐的社会问题,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谣言传播现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形式采集谣言易感老年群体相关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谣言在老年易感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是由谣言的信息特征、谣言在老年受众中的传播渠道和谣言易感老年受众的特性三方面传播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科学有效地治理谣言,需综合考虑三方面传播要素。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     

论舆论监督的边界

自媒体时代的兴起使媒体原有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所掀起的舆论监督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建立.然而,随着自媒体的繁荣悄然衍生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媒体私有化倾向下民粹主义初现端倪.网络谣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异化的舆论场,舆论监督的边界逐渐模糊.国内外一些反华势力借此混淆视听,扰乱民心.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法,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打击网络谣言是否意味着打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边界应当怎样捍卫等当前颇具争议的问题.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媒体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模型的影响

本文基于改进上限的传染病模型,探究媒体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信息量的影响.首先分析互联网环境下的谣言传播机制,构造受谣言影响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然后通过数值模拟实验分析不同量级媒体的响应速度对谣言传播演化的影响.实验证明,媒体响应速度与媒体影响力存在负相关.将模型应用至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发生的"双黄连"事件,发现根据媒体的影响力不同模型能够提出不同的响应对策,使谣言抑制率达到最大,同时在达到系统平衡点时使得谣言对舆情的影响最小.     

社交媒体与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构建

社交媒体在我国发展迅猛,政务微博顺时而生,成为我国政务传播开放体系的先行者。我国的政务微博在政府信息公开和网络谣言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其运营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不断更新,政府要构建WB2.0时代政务传播开放体系就要适应社交媒体"话题"模式,合理布局定位各类社交媒体在政务传播中的作用。同时,政府要塑造体制内网络红"V",破除网络谣言,引导网络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