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李白的骄傲：“五花马、千金裘”

李白一生中曾有过短暂的侍君生活，在待诏翰林时，他凭着自己那支生花妙笔而深得唐玄宗的恩宠，不仅被允许骑上飞龙厩里的“天马，还得到玄宗所赐的“御衣”，即他自己所说的“千金裘”或者“紫绮裘”，后人所指的“宫锦袍”。“骑马穿裘”便成为李白后半生念念不忘的骄傲；尤其是李白所得到的“御衣”，成为后人歌咏他时的标志物。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著作人身权性质辨析

认为著作人身权是身份权的观点,只看到现象而忽视了著作人身权本质;认为著作人身权是财产权的观点,是对人格权的本质属性存在误解,没有看到社会人格权能够转让的属性。著作人身权是特殊的人格权,取缔或者合并到民法中的人格权中都是不可取的,而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对著作人身权的内容加以完善。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认知分歧

如何应对认知分歧?以"调和主义"立场为基础的均等权重方案认为应该折中各自的观点,取得一个平均信念。以"坚持主义"立场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方案则认为要在整体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信念修正。以正确推理观为基础的确证主义方案认为,认知分歧可以通过分歧与自身其他特征间的相互作用得到解决。上述三种方案中,前两种方案存在一种立场和方案之间的紧张关系。均等权重观方案并不能真正代表调和主义立场,整体主义方案的结果更像是调和主义的。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改进了的确证主义方案来合理地应对认知分歧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认知对等者这一概念具有一种可以被部分击败的特性;其次,主体必须对高阶证据进行评估,而且这种评估只能在对原先信念的重新确证中进行。     

矿业权不能纳入物权法的法理论证——兼议矿业权的虚无性

中国政法大学承担的修改《矿产资源法》的研究课题，强调矿业权应当纳入《物权法》，但课题内容中关于矿业权的特点、结构及法律关系的论述，又恰好是物权法所排斥的。以法理分析法论证了这种冲突缘自“矿业权”的虚无性，虚拟的权利多面体导致片面性认识。分解“矿业权”，将其重构为独立的矿产权和矿产开发权。矿产权可分别纳入物权法，矿产开发权属于公法性的《矿业法》调整。矿业权不但不能纳入物权法，而且其存在和创设属“违法”。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尊重生命 热爱自然——佛教的生态伦理观浅析

在佛教对自然和生命的神秘解释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的自然观包含了自然万物共生、共存和万物皆有佛性的思想 ,蕴含了人类与万物平等、万物皆有其价值的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的生命观坚持生命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认为万物共生、相互依存 ,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为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精神基础     

对几种典型权力观的评析——兼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在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权力视角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又是歧义丛生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梳理、评析了关于权力的七种典型观点：权力的力量（能力）说、权力的资源说、权力的关系说、权力的结构说、权力的“眼睛”说、权力的媒介说、权力的硬软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视角认识我国的社会建设

阿马蒂亚.森从自由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即自由对发展既具有建构性作用又具有工具性作用。他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物权请求权是否应成为诉讼时效客体的分析

诉权保护是主体权利的重要内容,对诉权的保护不能是无限的。当权利人在一定期限内不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即丧失要求国家对该权利进行强制保护的权利。依据法律,只有债权请求权才能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将物权请求权完全排斥于诉讼时效的客体之外。围绕物权请求权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问题展开探讨。依据诉讼时效的一般原理,大部分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但从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社会目的的角度出发,认为物权请求权中的恢复原状请求权和返还原物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类似,应该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如果将其排斥在外将危及社会稳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表现,蕴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思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方面关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伦理学意义和对自然研究的生态化转向,另一方面坚持对自然的历史分析方法,强调对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性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提供了实践途径。     

产权稳定性分析

近年来,关于产权的论述很多。针对中国国企改革,引入产权的稳定性概念,将其与产权的流动性进行辩证分析,可以从中构思国企改革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