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

在原有产业扶贫基础上探索产业振兴,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路径。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三种力量交织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并在转型期的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持续互动关系。以此为理论视角,结合江西省S县的扶贫车间个案,探究从脱贫攻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困境应对。研究表明,基于政策与功能性衔接的行政逻辑、要素配置与产业优化的经济逻辑、关系性互嵌的社会逻辑共同构成产业存续的逻辑基础,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在扶贫车间产业存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力量组合方式,总体呈现出国家强干预力量弱化、市场调控力量增强与乡土社会力量稳固扩张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以及乡村组织积极调适自我角色定位,形塑行政治理、市场治理、乡土社会治理的产业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创新实施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产业经营延伸机制与乡土资源整合机制确保车间运行存续,但在实践中遭遇政策执行偏差、市场应对能力薄弱、制度衔接不当等困境,因而需要调整相应政策、经营策略及其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反对称热流边界条件下双弥散多孔介质内对流传热研究

从不完全契约的理论视角,运用“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分析产业精准扶贫中政府、扶贫企业和贫困农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发现,产业精准扶贫的剩余控制权冲突主要表现为：扶贫产业选择合理性与紧迫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开发盈利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冲突;扶贫产业发展嵌入性与挤出性之间的冲突。应当从明确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产权整合规则、提高社会嵌入程度和完善法律解决机制等方面化解剩余控制权冲突,以降低扶贫产业开发风险,减少扶贫产业开发的交易成本,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工作能力,促进产业精准扶贫质量的提升。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政府和市场除了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有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政策法规途径对其施加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反贫困中的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 利益耦合机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扶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践案例很多,但是关于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反贫困协同行动如何持久却是一个探讨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对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模式的考察,力求剖析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在反贫困中达成一致行动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探究此模式包含的利益耦合机制,试图回答协同反贫困行动如何持续这一问题。分析认为“鹤峰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绩效增加、扶贫企业获利和贫困户实现减贫。总结了“鹤峰模式”的几个特征：其推行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扶贫成本分担机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其能长期持续运行的核心动力。鹤峰县的这一反贫困模式至少有以下3点启示：一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二是产业扶贫能否持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动力机制;三是“鹤峰模式”具备较强的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扶贫包干制”的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基于黔西南B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为迅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实现贫困治理目标，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治理手段来应对深度贫困问题。基于黔西南B镇的治理实践，考察“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路径及其后果，发现在“扶贫包干制”中，地方党委通过政治动员将脱贫攻坚转变成政治任务，通过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方式实现制度重组与资源整合，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扶贫任务，实现贫困治理目标。“扶贫包干制”在深度贫困治理中的实践后果便是进一步强化了政治与行政的有机结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扶贫包干制”能够快速实现贫困治理目标，在应对“极贫乡镇”的贫困治理时具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扶贫包干制”所具有的临时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消解了地方组织的公共性，并非一种长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从治理理论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

治理理论作为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兴理论,其理论所包含的“回应性”、“互动”、“公开性”、“透明度”、“法治”、“公正”、“有效”等主张对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完善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具体措施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决策理念、加强政府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建立沟通顺畅的网络系统等。     

产业扶贫为什么容易失败？——基于贫困户增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

当前对产业扶贫失败的原因分析主要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侧重于分析外在因素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和制约,而较少从建构主义角度考虑贫困户的主体性。从结构主义建构论出发,将贫困户的主体性因素和外在的结构性因素置于解释产业扶贫成败的理论框架,并借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作为贫困户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外在结构性因素包括产业的市场逻辑主导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主导。研究结果认为：产业扶贫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产业的市场逻辑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作为约束产业扶贫的外在结构性因素,不利于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从而造成产业扶贫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     

毗邻治理:基于支柱产业的区域合作治理

浙沪毗邻地区围绕乡村支柱产业探索形成的“毗邻治理”模式,为“横向到边”的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参考。这一模式保持了区划格局和行政体制机制基本不变,同时强化了毗邻地区在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上的深度衔接。“毗邻治理”在区域党建、政府协同、产业支撑、社区治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乡村支柱产业是联结区域合作和建构公共性的关键要素,其要义在于“地方议题区域化”和“私人议题公共化”两个核心过程。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全面联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行政与自治互动、差序竞争背景下的产业层互补合作、参与式治理背景下生计与治理的深度互嵌,支撑了“毗邻治理”的有效运转。尽管“毗邻治理”有局限性,但仍在动力源头、衔接机制、落地形式这三个方面为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实践性的理论价值。     

“项目扶贫”:逻辑、悖论与出路

"项目扶贫"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其理想逻辑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技术治理,强调程序化、标准化和专业化,体现政府对行政"合理性"的追求。但在实践中,"项目扶贫"存在着瞄准失效、程序烦琐、成本过高等多种矛盾,有时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项目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必须嵌入到传统科层制才能实施,很容易陷入悖论和路径依赖,最终走向了技术治理的对立面。C县溪东村通过调整"折股量化"的行动策略,绕开了"项目制"的重重壁垒,大大降低了"项目扶贫"的技术和时间成本,溪东实践触及了"项目扶贫"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目前仍属于边际性改革,倘若进行更系统、彻底地改造,可期待形成实质性的制度创新。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企业角色及其调适——以贵州省乌蒙山区乡土企业X茶园为例

鉴于企业成功地参与了精准扶贫实践,政府和社会对有效衔接阶段的企业作用寄予了更多新期待,乡土企业位列其中。通过对贵州省乌蒙山区乡土企业X茶园的调查发现,在处理政府、市场、所在社区的复杂关系中,该企业扮演的多重角色存在叠加效应,基本达到了多方预期。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基层政府与X茶园的角色互动再次开启,双方合作的领域围绕特色产业融合、村社一体化、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展开。进入衔接阶段之后,在政府产业规划、企业布局、社区治理等政策激励与规制下,X茶园经历了新的角色扮演、巩固与强化过程。这个新的角色建构使乡土企业塑造了双方合作的新伙伴角色,其特征是企业具备了在本乡本土开展对话的能力,显示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对自主性,但也存在企社角色建构不均衡的事实。在政策既定背景下,实现从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是实现企业、政府、社会等多元角色互动,未来乡土企业应围绕新型政企关系生态营造和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而制定行动规划和行动方案。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